上大學以前，我苗實對政府是向往的。畢竟，領導們有權有勢，有頭有臉，威風八面，無論是工作中，還是生活中，無不如此。那時候，在這種思想意識的引導下，我苗實就去書店買了《羅斯福傳》《丘吉爾傳》《斯大林傳》《希特勒傳》《東條英機傳》《墨索里尼傳》等等，一有空閑就翻?？梢哉f，在學習了解的過程中，除了巨人們的精彩事跡之外，還有一個意外收獲，那就是第一次知道這個世界上存在著經濟學家這個行當。在《希特勒傳》中，有一個特別吸引我苗實眼球的人物——德國經濟學家沙赫特博士，他還是銀行家，自由主義政治家，德國民主黨的聯合創始人。早年曾在基爾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攻讀醫學和政治學，并在柏林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沙赫特擔任貨幣局長和德國央行行長，對一戰后德國的賠款義務抱持猛烈批評之態度。他后來成為了希特勒和納粹黨的支持者，在希特勒政府中擔任央行行長和經濟部長。在此期間，他幫助希特勒實現了經濟復興、再工業化和重新武裝的政策。1939年，他因與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高層人物的分歧被迫離開政府，因此在二戰中并未扮演任何角色。他參加了德國抵抗希特勒運動并成為其外圍成員，在7月20日密謀后被監禁。戰后，他在紐倫堡被審判，但被宣告無罪。1953年，他在杜塞爾多夫創辦了自己的銀行，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建議。

       上了大學，還包括之后，我苗實與政府有過多次接觸，覺得領導們的工作挺辛苦，為人民服務，讓老百姓滿意，不是像想象得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當我苗實知道許多領導由于禁不住誘惑，腐敗而坐牢，既對他們同情，又覺得憤恨，更是可悲可嘆。記得，經濟史研究者孫驍驥先生在《中國式腐敗是最惡劣的一種腐敗》一文中，是這樣記述的：1.關于腐敗，我們應該避免認識上的一個誤區是，腐敗可以被根除。這其實是不可能的，只要有政府的存在，就一定會有伴生的尋租行為。不過，不同國家的腐敗是有著形態上和規模上的區別的。它與一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以腐敗著稱的南美諸國，其政府的尋租行為在性質上并無區別，區別在于尋租的規模以及與這個規模相關的政府結構。2.據說，廣東某市委書記在被雙規以后，面對審查他的紀委官員怒吼道，“你們以為我是貪官，關鍵問題，誰不是貪官，你們能說出一個我這個級別的不是貪官的嗎？中國不就是腐敗提拔腐敗，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嗎？這個還要我告訴你們？”3.中國式腐敗具有威權體制下腐敗的典型特征，也具有“去中心化”腐敗的特征。換句話說，中國的腐敗在某些方面像印尼，在另一些方面越來越像解體后的蘇聯或者說現在的俄羅斯。所不同的是，由于過去的威權意識形態并未像俄羅斯那樣消失，因此當今的中國腐敗問題反而為政治利用，變得相當的“政治化”。在政治處理所謂的問題官員時，連帶處理相關的商人和企業家，似乎成為了中國反腐的“標準配備”。但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的后果是，商業行為在這個國家的風險將會更大，投資的意愿會進一步降低。如果說俄羅斯的經營者們不知道自己明天自己到底應該和哪位官老爺打交道才能把生意維持下去；那么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經營者們不知道自己明天自己到底應該和哪位官老爺打交道才能讓自己不被抓進局子去。當然，反過來說，中國商人的政治覺悟之高，也是被“中國式腐敗”長期培養出來的。

       休謨指出，“在所有政府內部，始終存在著權威與自由之間的斗爭，有時是公開的，有時是隱蔽的。二者之中，從無一方能在爭斗中占居絕對上風。在每個政府中，自由都必須作出重大犧牲，然而那限制自由的權威決不能，而且或許也決不應在任何體制中成為全面專制，不受控制?！笔裁匆馑寄?？我苗實認為，政府內部的斗爭不可避免，但是必須有制衡機制，不能獨大。據有關資料介紹，所謂三權分立，指的是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這三權平行分設，地位平等，互不從屬，而又互相制約。三權分立（三權鼎立），即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政府機構共同存在，地位平等且互相制衡的政治制度，是當前世界上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民主政治制度。資產階級國家在憲法上規定，立法權，即國家制定、修改或廢止法律的權力，由議會行使。行政權，即治理整個國家內政外交的權力。這一實際主宰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大權的機構，就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權，即監督法律的執行和行使審判的權力，由法院行使。三權之間，既相互分立，各有自己的職權范圍，又相互制約，任何一方的權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這就是資產階級國家所謂分權和制衡原則。休謨還指出，人們天生野心很大，他們的權欲永遠不能滿足。如果一個階層的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能夠掠奪其他一切階層，他們肯定會這么干，并使自己盡可能地專斷一切，不受制約。設計任何政府體制和確定該體制中的若干制約、監控機制時，必須把每個成員都設想為無賴之徒，并設想他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謀求私利，別無其他目標。也就是說，我們要假設所有掌權者都是無賴，都要加以防范，因為任何人都是可以被不受制約的權力腐蝕的。盡管事實上并不是所有政治家都是無賴，但是你要把他們看成無賴，要在這樣的基礎上設計你的制度。在我苗實看來，這個假設看似殘酷，實則合理，而中國當下所存在的腐敗泛濫就是明證。

       在我苗實通過近二十年努力，逐漸成長為獨立經濟學家之后，有不少網友問，您敢于議論政府，甚至大膽批評政府，是不是對政府很生氣？我苗實回答道，生氣肯定有過，但只是短暫的過渡，后來逐漸就不生氣了。畢竟，已經認識到政府問題很多，肯定需要民主法治的不斷修正，但是存在一個轉型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為什么開始生氣？因為當自己經過長期研究而提出的經濟觀點或主張遲遲不能，甚至根本不可能，形成被執行或落實的政策時，就多多少少有點生氣，感覺怎么這樣啊。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千辛萬苦的勞動成果，不被認可，甚至被棄如敝屣的時候，生氣是再正常不過的情緒反應。畢竟，至少不被重視，甚至個人還產生了一定的挫敗感。譬如，我苗實就農民養老保障問題，寫過兩篇相當有影響的網絡文章《60歲以上的農民應該有退休金嗎？》和《再強烈呼吁農民養老金提至每月300元》。據統計，這兩篇網絡文章總點擊有四十多萬，總回復有六千多。盡管老百姓的呼聲如此強烈，但是事后看來，政府卻無動于衷，視而不見。那為什么后來不生氣了呢？因為經過深入思考后，認識到研究與決策還不是一回事，它們之間存在著不遠也不近的距離。說不遠，是因為研究是決策的基礎，而決策是研究的進一步完善。說不近，是因為研究是理論工作者的范疇，而決策是實踐工作者的范疇。而且，研究更抽象，決策更具體，研究上行得通，未必決策上行得通?；蛘哒f，研究只是經濟學專業內的探索，而決策是打通經濟學內外之后的結果，前者單一復雜，后者綜合復雜。佛教微博上說，面對生氣，要學會「反觀自照」，也就是照一照自己的心念，問問自己為什么生氣？一旦常常照這面反省的鏡子，就會發現，根本是可以不用生氣的。很多人把小事當大事，其實，天下根本沒有事，沒有大事，沒有小事，更沒有需要生氣的事。用理性解決，讓自己安靜下來，就可以把事情處理得更圓滿。至于我苗實在多年奮斗之后，最終選擇走獨立研究之路，恩師白老先生還是很理解的，他在新浪微博上說，學會選擇，主動放棄——命運注定不是自己的東西，即使再喜歡，再努力爭取，也沒有用。要有理智，學會選擇，主動放棄。苗實的選擇與放棄就很有特色，選擇了走民間研究的路，放棄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