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的史正富先生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包含了戰略性中央政府、競爭性地方政府和競爭性企業系統的三維市場體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戰略領導力、地方政府的發展推動力與企業的創新活力有機結合的新型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特征性制度安排的形成與演進，標志著中國已初步形成一種與西方常規市場經濟有著系統性差異的、新的經濟制度類型。在這樣一個三維架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競爭中的企業著力創新、謀求發展，是資源配置的微觀主體；競爭中的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等多種方法構造了可持續的“投資激勵體系”，降低企業投資創業的投資成本，從而提高企業均衡投資水平，并通過提供類似“總部服務”的職能幫助企業突破部門官僚主義的障礙，造就了中國經濟的超強投資驅動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基礎上，一方面總攬全局，把握發展與穩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契機，審時度勢地果斷融入全球分工體系，有效吸納了美國消費赤字、財政赤字、貿易赤字提供的“國際超常購買力”，從而為中國經濟高投資和高增長創造了額外的市場機會。正是這樣一種中國體制產生的超強投資驅動力和國際市場的超常購買力，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得以避免常規市場經濟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續高位運行，創造出超常增長與超低波動并存的奇跡。當然，中國30多年的發展，是一個復雜的多面體。輝煌的背后也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所有者缺位與壟斷經營、收入差距過大與收入分配不公、政府規模過大、市場失序、官員腐敗、環境污染等。這些問題或是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伴生現象，或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內生結果。這些弊端的克服和解決不可能通過進一步市場化，而只能訴諸政府行政改革。如果說前30多年改革的主題是解構計劃、創造市場的話，那么，下一輪改革的主題就是政府部門的組織變革和業務流程再造。作為有別于西方經典模式的發展道路，它在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礎時，也為人類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從而為世界范圍的文明和制度多樣性貢獻出中國智慧。有了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中國自己的路就一定能走穩、走好！

    我認為，史先生有說這種話的權利。但是，沒有突破時代的局限，落入了中國模式論的窠臼。而且，大有附和之嫌。殊不知，改革開放前，中國就是不走尋常路，標新立異，大搞計劃經濟，結果民貧國弱，元氣大傷。如此教訓，歷歷在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當下，中國剛剛小有起色，又不思進取，想另起爐灶，簡直是癡心妄想。如果是個人或企業不走尋常路，標新立異，我或許有所支持。但是，作為中國這么龐大的一個國家，我堅決反對。說白了，這是合成推理謬誤，不可不深察?；蛘哒f，我不支持選擇性轉型，主張全方位轉型。而且，選擇性轉型是中國模式論的變種，換湯不換藥。更進一步講，如果迷信中國模式，就會淪為權貴市場經濟，貧富分化加劇，腐敗層出不窮，社會矛盾激化。我可以斷言，中國模式形成之日，便是轉型陷阱，進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怎么辦？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全方位改革，別無他路。毫不諱言，這位史先生同林毅夫先生一樣，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國模式論者，明擺著政府干預是中國的制度劣勢，而在他們眼中卻成了制度優勢，這純粹是在誤導改革，亂做中國夢，該醒醒了。

末了，我特別要強調已故楊小凱先生的一句話，那就是徹徹底底本本分分做一個好學生，老老實實虔虔誠誠學習西方先進的制度。而且，我認為中國只有謙虛謹慎，堅持做好學生，才能成長為有競爭力的正常國家。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才有資格實現現代化，進而民族復興。否則，夜郎自大，驕傲自滿，沉迷于所謂的中國奇跡中不能自拔，勢必導致改革開放的大好基業中途夭折，中國崛起的大好機遇被葬送，老百姓的大好期待成為泡影。中國有句古訓，謙受益，滿招損。也就是說，中國做一個好學生，堅持學習西方先進制度，就是謙。而鼓吹中國奇跡，進而圖謀中國模式，就是滿。在周易謙卦中，講到“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意思是說，“君子”奉行“謙”道，就可以“用涉大川”，有很美好的前途和成就。接著，又講到“象日：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币馑季褪钦f，把自己放在比較低的位置上來看待，不要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如果驕傲自滿，不嚴格約束自己，這樣遲早要栽大跟頭的。所以，究竟是以謙為榮，以滿為恥，還是以滿為榮，以謙為恥，何去何從，有正常智商的中國人都會有自己的正確抉擇，毋庸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