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原因
（1）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最根本原因還是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內部經濟的矛盾性，即，內部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尤其是企業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缺陷性因素的積累及由此引發的經濟結構、資源配置方式的不當與低效率：
①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
②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工業發展的優勢，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場競爭的加劇正在下降。
③銀行貸款過分寬松，房地產投資過大，商品房空置率上升、銀行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日益膨脹。
④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外資，大量引進外資并導致外債加重。泰國外債1992年為200億美元，1997年貨幣貶值前已達860億美元，韓國外債更是超過15D0億美元。
⑤匯率制度僵化。
⑥在開放條件和應變能力尚不充分的情況下，過早地開放金融市場，加入國際金融一體化，當國際游資乘機興風作浪時，一些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不知所措或措施不力，完全處于被動地位。
（2） 從外部原因看，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引發了金融危機。由于東南亞各國過早地實行了本幣的完全自由兌換，于是，國際炒家從當地銀行貸出大量該國貨幣投向外匯市場，該國貨幣貶值后，再以較低價格購回，除了歸還銀行貸款和利息外，還可以獲得巨額利潤。國際炒家的投機對東南亞各國實施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的穩定，形成了巨大的沖擊。
總之是當年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過度投資和過度吸引國外短期資本（熱錢），都是投向股市、房地產等而沒有投向實體經濟（制造業），致使經濟中產生了大量的泡沫，經濟結構的不合理（產業空心化或去生產性）加之過早開放資本市場給索羅斯等國際炒家以可乘之機（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這些因素導致了金融系統中的熵增
美國金融危機之所以會發展成全球性金融危機，一個重要的原因，虛擬經濟高度膨脹，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失衡。美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名著《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中曾意味深長的說，一個國家的經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產性”，歷史上的經濟霸權大多經歷了從“生產性”到“非生產性”的轉變，這就使得霸權國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質，從而無法逃脫由盛到衰的宿命。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把大量的制造業轉移到了拉美和東南亞，而把美國本土打造成貿易、航運和金融等服務業中心，而信息技術的推廣更使美國的虛擬經濟達到巔峰。在本世紀初，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后，金融業加快發展，金融創新的衍生產品大量涌現。這些衍生金融產品并不是出于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之需要，而是發自金融機構甚至單個機構、部門、個人逐利之動機。這種金融活動搞得越多，危害越大。這就導致了金融熵增和金融生態的惡化，為次貸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實際上，這種“生產性”不僅是霸權國家盛衰的重要基礎，也是一般國家經濟繁榮與衰退的基礎。
歐債危機的深層原因
歐債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1.“華盛頓共識”的可怕性。上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金融市場全球化，是一個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發起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運動。“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是一整套針對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允許金融資本在世界范圍內自由移動，難以對其征稅或監管，使其處于一種優越的地位。但是由此產生的全球金融體系從根本上不穩固，因為它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基礎上，即金融市場可以安全地依賴自身的機制來調節，即有效市場理論。但堅持減少管制、自由貿易以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結果，導致了房產、金融以及其它領域泡沫，增加了國民經濟成本和脆弱性，實際上是對窮人和中產階級財富的掠奪。而從墨西哥債務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再到歐債危機等，其中都活躍著“華盛頓共識”的身影。
2.國際投行在開放市場中的“嗜血”本性。在此次歐債危機中，需要提及的是國際投行高盛。希臘在加入歐盟之初，并沒有達到歐盟成員國的標準，但高盛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為其掩飾了一筆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從而使希臘在賬面上符合了歐元區成員國的標準。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包括德國，都在暗中使用這種方法。除此之外，高盛還將希臘的彩票業和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為抵押換取現金，即銀行債權證券化。高盛為上面的這些服務收取了高達3億歐元的傭金。同時，高盛向德國一銀行購買了20年期10億歐元CDS(信用違約互換)保險，通過對希臘的支付信譽發動攻擊，高盛將會因CDS價值翻番而大賺特賺。可以說高盛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買賣，無本萬利。
3.內部腐敗，危機國家政府不作為。（1）政府自我監管和約束不足。以希臘為例，廣泛存在的腐敗導致希臘經濟變得缺少效率和競爭力；政治家更多地為利益集團服務，而不是積極發展經濟、全力解決債務危機；龐大的公務員群體和剛性的工資增長，導致政府背上沉重的津貼和養老金負擔。希臘經濟過于依賴旅游、船運、農業等少數幾個產業，對新技術和朝陽產業的投資水平較低，經濟發展存在諸多問題。希臘政府的不作為是導致希臘誤判并最終走上危機的最主要因素。
（2）政府對GDP數據的盲目樂觀。GDP只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活躍度，通過舉債以及金融泡沫帶來的樂觀的GDP數據，雖然能夠創造一個經濟良好的幻覺，但并不代表這個國家真正的財富水平以及核心生產力。以西班牙和愛爾蘭為例，全球金融危機前，以房地產業支撐的GDP數據多年來保持著持續高速增長；但次貸危機后，兩國的房地產泡沫迅速破裂，導致國內經濟形勢陡轉急下，銀行體系出現大量壞賬，而政府在救助銀行業的過程中，舉債與償債能力均出現問題，導致了債務危機爆發。
債務危機最后都是歸集到貨幣危機上來表現的，通過貨幣危機引發一系列金融及經濟危機。撥開層層迷霧來看，也許歐債危機醉翁之意不在酒，要救歐債危機不如說是要拯救歐元；準確地說，歐債危機更像是歐元與美元的一次角力。從歐元區的發展來看，也許歐債危機是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一個必然的插曲，危機之中仍存機遇，歐元區更應該借由這個機會，讓未來之路走得更堅實一些。
產業結構不平衡：實體經濟空心化，經濟發展脆弱。“歐豬
PIIGS五國”
屬于歐元
區中相對落后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旅游業、房地產和服務業等
。這些產業缺乏核心競爭力，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危機面前異常脆弱。
但歐債危機暴露出來的福利制度、債務危機、赤字政策等諸多問題，可以說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在整個歐元區經濟發展中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主要就是去生產性。
這就導致了金融熵增和金融生態的惡化引發了危機。
除此以外，歐盟各國的創新能力下降，使得經濟發展缺乏堅實的基礎和新鮮的動力。而經濟的萎靡不振，又使得國家稅收來源減少，加劇財政的負擔。
產業結構不平衡：實體經濟空心化，經濟發展脆弱。“歐豬PIIGS五國”屬于歐元區中相對落后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旅游業、房地產和服務業等。這些產業缺乏核心競爭力，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危機面前異常脆弱。但歐債危機暴露出來的福利制度、債務危機、赤字政策等諸多問題，可以說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在整個歐元區經濟發展中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主要就是去生產性。 歐元區各國經濟結構差異較大。其中，希臘以旅游業和航運業為主要支柱產業；意大利是以出口加工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拉動經濟；西班牙和愛爾蘭依靠房地產和建筑業投資拉動經濟，經濟泡沫嚴重；葡萄牙工業基礎薄弱，主要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發展。相反，出口導向型的德國以汽車、機械為核心支柱產業；法國為內需型經濟，具有穩固的金融體系以及政府的快速應對能力，國內以房地產業、汽車、鋼鐵等作為支柱產業。而且各國政府對經濟管理能力的差異巨大。以希臘、葡萄牙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在工資、社會福利、失業救濟等支出政策方面失衡，透支了國家的未來；相反，施羅德未雨綢繆，在其執政時期力排眾議，削減了20%的福利規模，從而避免了德國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
總之，歐元區各國除德國、法國經濟結構和基礎較好外，其他各國經濟結構和基礎都較差，缺乏核心競爭力。這就導致了金融熵增和金融生態的惡化引發了危機。
經驗告訴我們，金融是第三產業，金融的發展應立足于市場分工和實體經濟（制造業），履行服務于實體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職能，任何脫離實體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金融活動都是沒有希望的。
無論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還是 歐債危機都是由于金融系統中的熵增而產生的金融風險的累積導致金融脆弱、引起金融不穩定性所演化而來的的，也可以說是金融生態惡化所致。即：金融熵增——金融風險——金融脆弱性——金融不穩定性（金融生態惡化）——金融危機
下面是節選自新華社的一段報道：“浙江一家服飾公司董事長徐某某告訴記者，幾乎沒有不搞多元投資的：‘別人炒房或放貸輕松進賬千萬，你做實業辛辛苦苦才賺人家零頭，這種刺激受不了。’寧波一家輪胎公司原來有800多個員工，現在僅剩400多人了。談起日益萎縮的家業，該公司董事長說：‘融資難、用工貴、原料漲，讓人擔驚受怕。’統計數據顯示，去年溫州‘百強企業’中，除兩家房地產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40多家制造業企業無一不涉足房地產開發，其中不乏知名制造企業。”
文章評論溫州現象的實質是實體經濟“空心化”（去生產性）。主要原因，一是對房地產和放高利貸暴利的渴求；二是做實業艱難，包括融資難，經濟環境艱難。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需要認真思考，年收益高達60%或以上的高利貸，究竟帶給中國實體經濟帶來了怎樣的殺傷力？
如果說中國的金融結構不完善，中小企業融資難，“影子銀行”的出現能夠成為我國金融體系一個必要的補充，倒也未嘗不可。但高利貸的大量涌現，卻與“影子銀行”有著本質不同，反應了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一個是社會上存在非實體暴利行業；二是存在大量貨幣游離于銀行體系之外。試問，當一個國家存在大量的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的追逐暴利的投機資金，還有誰愿意去做實體？經濟轉型和發展從何談起？而且，在目前國內房地產泡沫明顯，同時外部經濟放緩漸成定局之際，中國不夠發達的金融體系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經受住經濟下行的考驗？
減少金融體系不穩定性的政策建議——構建我國的金融穩定制度
源于金融脆弱性(FinacialFragility)的特征，金融危機(FinacialCrash)已成為世界金融史上的一個幽靈。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2000年，共有93個國家先后爆發了112場系統性金融危機。頻頻爆發的金融危機讓各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從金融機構本身到財政、貨幣以致經濟、社會和國家安全都受到沖擊。因此，防止金融脆弱，建立穩定金融制度是我國目前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
就我國而言，金融體系存在內在的不穩定性。我國的轉軌過程為雙重轉軌，即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同時，小農經濟向現代化轉軌。而在這雙重轉軌中都孕育著不穩定性。在雙重轉軌中的諸多非穩定性因素，對中國金融穩定性必然產生影響。表現為風險和不穩定性因素向金融體系的集中，為金融體系承擔了相當多的轉軌和改革成本，金融制度本身變遷中蘊涵的不穩定性，從而決定了轉軌時期中國金融制度的內在不穩定性。
(一)構筑有效的金融安全網制度；
(二)加強征信體系建設；
(三)完善金融產權制度；
(四)人民幣匯率采取管理浮動制；（五）采取多種監管形式，加強金融監管；在次貸危機中，美國金融體系中的多個環節都存在著監管缺失，因此加強監管非常必要。
（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和步伐，做實實體（制造業），使經濟增長具有堅實的基礎和新鮮的動力，讓未來之路走得更堅實一些。長遠來看，這才是根本性的。一國經濟只有具有“生產性”，經濟發展才有堅實的基礎和新鮮的動力，否則就是空中樓閣，倒塌只是遲早的事，經濟安全與金融安全的關系就是這樣。說白了，一國的經濟、金融全仰仗它的制造業。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基礎、就業的大水庫、改善民生的主渠道、社會財富的根本來源。制造業真正強大起來，我國經濟發展才有良好的基礎。反之，制造企業的環境如果繼續惡化，中國經濟發展將會失去基本動力。制造業是中國經濟之本，中國不論是想加強全球經濟競爭還是想要促進消費或者想要保住就業，都必須大力發展制造業（包括制造業的升級換代），牢牢把握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皮之不存，毛將附焉？如果中國制造業沉淪了，中國經濟必將迎來大災難。
總之，既然金融不穩定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金融危機，那么降低不穩定性的有效途徑是發揮金融系統的自組織功能，以及從系統外部環境引入負金融熵流,這就需要構建金融穩定制度。構建金融穩定制度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協調和努力，也只有銀行、證券、保險業運行有序，穩健、和諧，從金融系統外部引入負熵，金融系統才能健康發展。防微杜漸，方能讓中國經濟走得更加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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