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如此浩繁，一個人皓首窮經也難窺全貌，再將之用于企業更是無從下手。然而要快速把握住其鍵，其實也不難，只要懂得和運用國學的十大核心理念：道德、仁義、孝悌、忠恕、誠信、志氣、學習、禮樂、中庸、知行。

一、道德：

《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平衡、剛柔相濟，這不僅僅是天地自然、社會人生的發展規律，也是企業經營平衡的科學發展觀。

   “道”與“德”，是中國傳統文化兩支最重要學派——儒家和道家共同重視的理念。儒家強調陽剛，積極進取；道家強調陰柔，與儒家互補，所以要“志于道，據于德”。

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對于企業來講，只要找到社會發展的規律、趨勢、需求，讓企業符合這種需求，就是合乎道了，堅持下去，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必將接踵而至。俗語說“做買賣不能人攆錢，人攆錢，一輩子累死人”，但相反，如果做事符合大道，反而會發展為“錢攆人，擋都擋不住”。所以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就像多年前央視春晚黃宏與鞏漢林的小品《買釘子》中，掌鞋匠與小老板之間的對話：我掌鞋的不賣釘子！要想守住這個攤，必先守住這個道！這話在細想之下，意義多么深刻！

所以什么是“道德”？“道”，從文字上看從“首”，首為頭腦，強調理性思維、客觀規律；德，從“心”，強調心得體驗、主觀感受，《說文》解：“德者，得也”，得之于心，又施之于人，這就是德。比如企業管理者有事業有理想、有車有房、帶薪休假，那么也把自己所得施之于員工，讓自己的職員也能過上這樣的日子，就是有德了。《大學》中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有德才能聚人，有人才能成業，有業才能生財，有財才能有理想抱負的實現。如果企業家提升了道德修養，擁有了人格魅力，人才都愿意追隨，還怕沒有效益嗎？由此我們也可以思考，為何三國時代的領導者，曹操又名曹孟德，劉備又名劉玄德。可見在事業發展中，“德”與“道”的重要。

二、仁義：

“君仁臣義，君惠臣忠”是傳統的概念，而延展到當今企業中其實同樣適用，上級常常惦記下屬，下屬才能時時為領導著想。何為“仁”？“仁者人也”，仁正是人的本質屬性；“仁者愛人”，愛就是仁的最大特征。儒家還說“克己復禮為仁”，也就是，用文明理智約束自己就是仁，管理者以身作則，確實負起帶頭人的責任，就是仁；為下屬創造發展空間、晉升條件，就是仁；強調制度時法紀嚴明、獎罰分明，用霹靂手段、行菩薩心腸，就是仁。

   儒家的“仁愛”與墨家的“兼愛”、西方的“博愛”有很大不同：仁愛強調愛有遠近親疏之分。這就給出了一條容易踐行、能夠實實在在表達仁愛的道路，比如，如何愛祖國、愛人民？那就先從愛企業、愛員工入手吧。

   “義者，宜也”，義就是應該、適宜。孔子說“見義不為，無勇也”，見義勇為，就是做該做的事。該做的事不做，不僅是無勇，更是怯懦，甚至是活得茍且。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如果是靠著不義之財而得來的富貴，那對于企業家來說就是浮云，易散而且危險。

孔子重視仁，把仁推到高于生命的位置，可“殺身成仁”；孟子強調義，也把義推到高于生命的位置，叫“舍生取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所以仁義之道，就是孔孟之道的核心。

但文化又是雙刃劍，作為領導者，一定要對下“仁”，否則下屬就會想到另一重文化價值觀：“你不仁，我不義”。當然，如果真是遇到老板做事不講究，這時，考驗人氣度、胸懷、境界的時刻就到了，一個優秀的高素質員工，反而能有“你可以不仁，我不能不義”的坦然，這就更具有人格尊嚴和道德操守。

三、忠恕：

何為“忠”？盡己之心謂忠。何為“恕”？推己及人謂恕。舉例來說，在工作中做到盡職盡責、盡心盡力就是“忠”，盡力為人謀，中人之心；如果做事能夠將心比心、換位思考、善于理解就是“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喊口號喊得太空泛，總說忠于祖國、忠于人民。但喊忠于祖國的，為什么有機會就最先移民？喊忠于人民的，為什么地溝油、毒大米、過期牛奶換標簽事件頻出不窮？在傳統文化里，言忠，是有具體要求的。比如“為君分憂”，把領導發愁的事解決了，就是忠；比如“為國得人”，鮑叔牙為國舉薦管夷吾，曾國藩為國舉薦左宗棠，這些都是“忠”的具體做法。

恕，是孔子認同的、概括自己學說的核心思想。有一次孔門弟子里最優秀的儒商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孔子又進一步解釋“恕”的表現，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以綜合來看“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想要實現抱負，就要幫助別人達成理想；自己想要出類拔萃，就要帶動他人出人頭地；不希望上級對自己咆哮，就別對自己的下級喊叫；不希望下屬辦事拖沓，就別對自己的上級敷衍推諉。忠與恕，是一對互補互動的概念，對于企業行為的指導尤其能夠落到實處。

四、孝悌

孝是中華文化傳統美德的根，“百善孝為先”。《孝經》中說“孝者，德之本也”，孝是眾德之本，孔子就是“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還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就象天地自然一樣重要，是社會組成的綱常，是獨屬于人的文化屬性。因為對幼子的愛護，是所有高等級生命的共同特征，動物也天性就會保護幼崽；但是對長者的贍養與尊重，才是人類文化的特有，是人與其他動物之所以不同的根本。所以重視孝，就相當于在重視人類文明。

儒家特別重視孝道，《論語》中有一系列關于孝的講述，如孝敬、孝順、孝心、色難、子承父業等等。漢魏時期國家求取人才，就要“舉孝廉”，強調“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想想看，一個對自己父母都不好的人，能對別人善良嗎？能對企業忠誠嗎？能對老板盡心嗎？能讓人放心任用嗎？所以孝是一個人立身的根本。

   孝文化之所以在社會生活中影響巨大，因為它不僅僅局限在對自己父母好的層面上——能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旦領導者能注意并且重視到這一點，對員工的父母親屬給予充分關懷、善待，員工的忠誠度就會提升，因為“孝慈則忠”。甚至同事之間關系也會更為融洽，工作業績也會相應攀升。這就是“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以孝治家、以孝治企、以孝治國，是一定會有實際效果的。

    與“孝”相聯的，還有“悌”。“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侍奉雙親是“孝”，而聽從兄長就是“悌”。為何關羽、武松都被看做是“義”的化身？因為兩個人都在從兄（從劉備、從武大），都是悌道做的好。如果把這樣的理念引入企業組織，上級對下級友善，下級對上級恭敬，這時下級對上級的聽從、信奉，就不僅僅是因為官大權重錢多的壓迫，而是自覺認為聽大哥的，就符合了中華文化的悌道，就義氣了。員工認同了悌道的文化，就是在靠文化管理著企業，這不就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嗎？而且文化直指人心，心服，才是真服。

當然孝悌文化中也有大量的糟粕，傳統的《二十四孝》里就存在很多有違人性的詭異之事。為了能夠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與時俱進，近年，全國老齡辦等發布了“新版二十四孝”，其中“教父母學會上網”、“支持單身父母再婚”等，都是充滿著時代氣息、與實際結合的良好體現。

五、誠信：

   誠信的重點在于“誠”，什么是“誠”？它源于“真”，因為“誠”是從“成”轉化而來，“成”指莊稼收成，玉米灌漿顆粒飽滿叫“成”，它是真實的客觀存在。

現在常說人生追求“真善美”，科學求真，倫理求善，藝術求美。中國傳統文化中，不缺善、不缺美，但仿佛對“真”的關注不夠——其實“真”就是“誠”，由客觀的真誠，導致主觀的意誠，是發乎真心、內外不欺的表里如一。《大學》中就比喻說，像聞到臭味會捂鼻子、見到美人會多看幾眼一樣，是人自然而然的反應。因此，“誠于中，形于外”，做到真誠與意誠的統一，才是“信”。

    所以“信”與“誠”，互為表里，只有真誠發源于內，才能信約履行于外。

   我們現在強調“誠信”，其實是過多注意“信”的一面，而忽略了“誠”的一面。如果內心本不情愿，答應得勉強敷衍，那又怎么能認真履約呢？孔子當年周游列國之際，就遇到一件事，“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斗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茍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孔子等人路過蒲邑遭圍，歷經奮戰，懼怕了孔門弟子的蒲邑亂民，同意放孔子一行人離去，但要他們不得前往蒲邑背叛了的衛國。而孔子脫險后卻一路前往衛國。子貢就問，約定好的條件可以不遵守嗎？而孔子坦蕩回答：在脅迫下討的條約神明是不會認可的。在孔子價值觀念里，最重要的是“誠于中”，而后才可“形于外”。

當今社會的誠信危機嚴重，一些企業一味追求快速提升市場競爭力，企圖僥幸獲勝，常常缺少職業道德。缺德其實欠缺的就是根本的誠意，所以夸夸其談的信條都是假的，產品、合同、資金等等環節出現的問題，無一不是誠信問題。企業要想實現產品成本與價格的協調、實現產品質量與品牌的統一，就要首先實現的“誠”與“信”的協調統一。

六、學習：

“學習”的觀念，是傳統文化留給現代社會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它與政治無關、與倫理無涉，不受時代限制，是人生進取的永恒動力。《論語》開篇就講“學而時習之”，孔子用其一生，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學習型人生的榜樣。受著中國文化中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反復強調“學習”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一種文化基因，代代遺傳。哪怕是在貧寒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老一輩人也都會有共識：只要孩子好好學習，我砸鍋賣鐵也要供他讀書。這樣共同的表述，折射出“學習”這一觀念在中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地位。

無論是個人成長，還是企業發展，都要關注學習。學習應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也該成為一種行為習慣，更該成為企業現代化和適應未來發展的過程中一項重要工作內容。

   “學”和“習”又有差別，“學”是汲取知識，“習”是運用知識。《說文解字》中說“習，數飛也”，“習”就如同是鳥類學飛時、多次練習飛翔的過程，不經練習，無法把所學真正掌握并運用。所以“習”的價值，是能夠使知識轉化為確實的能力。尤其是在知識爆炸、信息量急劇增大的今天，單純的記憶知識，價值并不大，重點在于擁有文化——“文化”不要當名詞看待，要當動詞使用，像冬去春來冰雪融化、春風一吹草木綠化，而教育的使命就在于教化，關鍵是通過知識使人轉化。要想讓知識成為技能，就必須讓專業知識常識化。怎樣是常識化？這就叫作“習以為常”。所以學習是企業領導和員工提升的重要途徑，是現代企業必須給予足夠重視的一個常項指標。

七、志氣：

志氣，乃立志養氣。“志”是目標、目的，《尚書》言“若射之有志”，志就是射箭時瞄準的那個目標。孔子非常重視立志，言“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他“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中就幾次記載了孔子與弟子談論人生理想。

    志是目標，企業領導者首先要明確目標，而后還要把目標分解，將這個大目標化解為團隊中每一分子跳一跳就能夠得著的小目標。領導者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以“無為”，而大家又都“無不為”。這正是中國式的為官之道、為政以德、無為而治的領導藝術和至高境界。

“志”是目標，但僅有目標還不夠，所以孟子就補上了“氣”，氣是動力、能量，是人的主觀能動性，通俗說就是人的心勁兒。孔子論立志，孟子說養氣。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就是頂天立地、正大光明的人間正氣，浩然之氣，就是文天祥所說的“天地有正氣”。

因為要想實現一種理想，有了目標，還要有動力。譬如一輛車，目標歸于方向盤的操作，動力歸于發動機的支配。中國人稱贊一個青少年，往往說這孩子真有志氣。志氣，在企業，就是企業文化；在部隊，就是亮劍精神；在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國魂。

八、禮樂：

周王朝推翻殷商政權，周公旦做了一項重大政治舉措，就是“制禮作樂”，這使中華文明大大前進了一步。為什么要強調“禮樂”呢？《中庸》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大學》則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管是天子還是平民，都要以修身為本。這都說明了修身的重要性。

    修身，是對內修心、對外修行。修心，要修心志、修心性、修心情，因為性雖難改、情卻可控，把握情緒、善用情感，就是一個人內心修煉的重要心法。修心的同時，要注意古人說的“樂以和情”，音樂不作用于人的理性，卻直接作用于感性系統，因而用音樂調整情感、情緒，是一種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我們看到一些優雅的工作環境，常配以舒緩的音樂，如高檔的服務場所，茶樓、養生館、金融會所等等。所以企業也要有自己的歌曲，那是企業理念最核心的體現。

    內修外用，內圣外王。內在是修心，而外顯出來的是行為層面的東西，包括人的視聽言動，或叫言行舉止。孔子提倡“克己復禮”，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是一種吸收，如果視聽的內容不健康，人的心理文化結構就不可能健康。所以我們提倡，現代人在追求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的同時，還要追求文化健康。而“言動”是一種外放，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修為好的人，能夠做到不怒自威，八面威風，從而形成氣場。

觀念形成行為，行為體現修養，內在的修行自己感受，外顯的修養他人看到，所以中華民族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謙謙君子、彬彬有禮，從而彰顯出真正的泱泱大國、禮儀之邦。

九、中庸：

   中庸，將是中華民族貢獻給全人類未來的最高智慧之一。“中庸”就是“用中”，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也就是統籌兼顧、允執其中，它強調無過、無不及，是恰好、是適度、是科學發展觀。

比如企業發展，不能一味追求利潤，而偷工減料、假冒偽劣；不能過于追求效益，而破壞生態平衡、造成環境污染；不能過度進取擴張，而以犧牲資源為代價、以犧牲信譽為成本。

企業要想可持續發展，領導者必須具備中庸思想，以作為一種領導藝術。譬如，當遇到問題感到左右為難，如果素有“中庸”的學習和訓練，就會意識到，此時還有一條路作為選擇，這條路能讓人從左右為難變成左右逢源。而這條路，往往把矛盾化解為最小、把優勢發展到最大，是一條最穩妥的路、一條創新的路，就是中庸之路。

   “中庸”啟示我們，看問題不能機械理解、一分為二，不能看人非好即壞、看社會非社即資。理論要突破，發展要創新，我們就是要走出一條既不改變社會主義性質、又吸納資本主義先進管理經驗的執中之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一條既具有西方管理制度、又抱有中國文化情懷的企業發展之路。

十、知行：

傳統的智慧，都源于人生的實踐。古圣先賢的貢獻就在于，他們把豐富的學養和畢生的經驗，總結成一條條格言式的至理名言，留給了我們后人。后人把這些經驗運用于生活，通過實踐得到再印證，再度傳播，經常反復，進而凝聚為人生經典。

所謂經典，“經者常也，言常道也”，經中所載的，都是尋常日用的恒常道理、永恒價值。那么，用五千年積累下來的人生智慧，來指導我們的百年人生、百年企業、百年社會和平發展，關鍵就在于要讓智慧真正指導行為。王陽明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識開啟行為，行為成就知識。早年信仰王陽明“知行說”的陶行知，曾叫陶知行，后來讀了的《實踐論》，深深折服于“理論來源于實踐”的認識，理論知識從實踐中來、要再回到實踐中去，所以他更名為陶行知。知與行，就像蛋與雞，相互作用，理論指導實踐、實踐豐富理論，正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企業要想提升，社會要想發展，個人要想進步，一定要重視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不把所知與所行聯系起來，相互印證、相互改進、相互學與習，就是知識之于人生的割裂，是所知的浪費和遺憾；也是行為之于思想的落后，是所行的盲目和莽撞。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合一，才是企業與人生且行且思、不斷提升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