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在亞丁灣水域的“徐州”號導彈護衛艦幾天前穿越蘇伊士運河進入了地中海，開始為運送自利比亞撤離的中國公民的中外籍商船提供護航。3萬多名中國公民主要自海上撤離，其中相當一部分在抵達第三國后將乘坐中國空軍的伊爾-76運輸機返回祖國。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還從來沒有遇到過如是挑戰：要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將如此多的同胞從距離祖國萬里之遙的動蕩地區撤離。從發出撤離通知、人員初步集結、制定撤退路線、登船管理、后勤保障、一直到安排航班乘坐順序，將數以萬計的建筑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學生、廚師以及他們的妻兒老小，從陸地、空中和海上撤退，其組織難度和對技術力量的要求不亞于打一場中等規模的低烈度武裝沖突。而在此前，中國海空軍事力量還從來不曾在海外大規模聯合執行過非戰斗軍事任務。
    僅就“徐州”號上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對在槍炮聲中飽受煎熬的同胞所能產生的鎮靜作用而言，這次海空武裝力量接力行動就足以在中國軍事史上占據單獨的一頁。對于海外僑胞來說，這恐怕在僅僅數年前還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必須承認，這次從任何標準衡量都應該給予高度評價的人道主義非戰斗軍事任務之所以能夠得到實施，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一個“偶然”因素，那就是中國海軍“剛好”有一支反海盜護航艦隊在距離地中海不遠的亞丁灣執行任務，“剛好”“徐州”號可以從護航編隊中退出執行其他任務，否則中國軍隊就只能依靠空軍的運輸機去體現人民子弟兵在此時此刻的內涵了——這當然是必需的，但顯然也是不夠的。倘若從這一角度觀察，與其說此次軍隊參與撤離行動，顯示出了國家實力的強大和軍事實力的增強，不如說某種程度上也突顯了我們的一些“軟肋”。
    我們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企業走出去仍將主要依靠勞動力優勢以及技術優勢。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和我們的工業制造能力一樣，在全球范圍內已經形成了近乎終局性質的比較優勢。
    隨著中國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步完善，出現產能過剩是不可避免的。而同時全球范圍內的基礎設施提升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基礎設施建設企業為全球工業化進程中的其他經濟體提升路橋港水電氣水平，既符合全球化生產要素流動規律，也符合工業化進程中經濟體利益，并且能夠助推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任何地緣政治和經濟發展因素都無法長久地阻擋這一點，不論是利比亞的騷亂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業化前時代。
    然而，雖然中國資本輸出已經形成一定規模，但卻尚不足以使中國經濟的海外形象表現為乘坐頭等艙全球飛行的跨國公司代表。未來一段時間以內，中國經濟全球化、中國企業走向世界仍將表現為千千萬萬的組織嚴明訓練有素的勞動者大軍走出國門，走進沙漠叢林荒原高山，去開辟通路開發資源開拓市場。中國的全球利益因而呈現出與西方主要經濟體差異甚大的外在表象。
    我們的利益已經是全球性質的，并且是以人的形象體現出的，而不是以資本的形象。這就意味著我們沒有辦法在利益遭到威脅時通過現代金融網絡以數字形式保住我們的資本，再用一輛架直升機將我們的跨國公司代表接出沙漠。我們也不可能單純依靠國際規則確保我們的利益。維護富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利益、物質力量在全球范圍內的存在，其重要性至少不低于我們在制定國際規則方面的話語能力。概言之，有大量中國公民創造財富的地方，其現代技術條件下可快捷到達的范圍內，必須保持中國軍事力量的有效存在。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要求。
    當然，這種軍事存在會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引起一些聲音的反彈，諸如中國應該“埋頭把自己發展好”，再去追求海外軍事部署的短視思維——實際上，以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埋頭”本身就已經不可能，“埋頭”還想“發展”更是一廂情愿；還有國際上所謂“中國軍事擴張與威脅”的雙重標準叫囂——難道在利比亞撤離人員問題上，中國不派出“徐州”號而向美國駐那不勒斯海軍司令部求援才是“負責任地動用海軍力量的做法”？恰恰相反，“徐州”號的挺進恰恰是最負責任的海軍力量使用。中國租用的船只還搭載了大量第三國僑民，我們的撤離行動不但是對自己負責的，更是履行了一支新興海軍力量對全世界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