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生常談的“中國威脅論”“中國衰落論”，到有點“新意”的“中國拖累論”“中國世紀元年”，這些年，中國的發展總是備受關注。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看來，不管國際社會如何議論，“中國學界要自信，要敢為天下先，這樣做，人家也會更尊重你”。這家以“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為研究重點的智庫去年底由復旦大學的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和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合組建。近日，張維為教授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西方最終會意識到，中國模式中的戰略規劃能力、執行能力、糾錯能力等對西方解決今天自身許多問題都是富有啟迪的。

有兩種人不認同“中國模式”

環球時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和內容是什么？

張維為：我們的核心研究團隊是一批志同道合、研究能力強、有豐富海外生活經歷并真正認同“中國道路”的學人。大家都在各自領域內取得公認的成績。現在走到一起，成立這個研究院，力爭把重點研究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提高到更新的水平。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一帶一路”也好，亞投行也好，背后其實都是中國模式，比方說，“一帶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合作共贏”，是“互聯互通”，是“要致富，先修路”，是“戰略規劃”和“戰略規劃對接”，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特點。世界上多數國家其實是沒有戰略規劃的，或者即使有某種規劃，也難以一以貫之地執行，換個黨執政，前期的規劃可能就泡湯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后，不少國家就開始學習我們的模式，開始搞規劃，甚至開始不同黨派的協商。

環球時報：您原來主持的“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為什么當時名字不是“中國模式研究中心”？

張維為：“中國發展模式”主要指的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模式，“中國模式”涵蓋的范圍更廣，它可以指“中國發展模式”，也可以包括其他內容，如“中國政治模式”“中國商業模式”等。究竟誰最早提出“中國模式”，還需要考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最早提出者之一。上世紀80年代我有幸給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做過很多次翻譯，本人就多次提到過“中國模式”，《文選》里對此有多次記載，如1988年5月18日，他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就說過“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現在不少文章說，“中國模式”是美國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2004年談“北京共識”時提出來的，這是非常不嚴謹的。

“中國模式”這個概念非常好，我們國內主要是兩種人不認同它。一種是覺得“模式”就等于“樣板”和“要別人照搬”的意思。實際上，“模式”這個詞確實有樣板這一層的意思，但是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對一整套經驗的歸納和總結。我們改革開放當中，“模式”這個概念用得很多，如“深圳模式”“蘇南模式”“浦東模式”等，就是經驗和規律的總結，沒有強加于人的意思。另一種反對聲音是源于缺乏道路自信，在他們眼里，怎么可能有中國模式，只能有西方模式。中國要做的無非是爭取接近西方模式，這對于我們這些在西方長期生活、學習和工作過的學者來說，實在是貽笑大方。西方模式下，過去20多年，多數國家都經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他們中多數人(包括美國人)的實際收入這么多年都沒增加，甚至減少，這種模式怎么能成為中國學習的榜樣？

環球時報：國際上也有“韓國模式”“波蘭模式”等說法，據您了解，國外有研究這些“模式”的智庫嗎？

張維為：我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其他國家有也好，沒有也好，與我們關系不大，中國學界要自信，要敢為天下先，這樣做，人家會更尊重你。另外，美國可能沒有以“美國模式”命名的智庫，但實際上，誰都知道美國很多智庫和非政府組織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全世界推銷“美國模式”。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今天你會發現，中國研究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的顯學，其中一個主要內容就是研究中國發展模式。

環球時報：有些外國學者似乎不愿談中國模式的問題。您認為，該如何談“中國模式”才容易讓外界接受？

張維為：我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我2006年就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中國模式的魅力”文章，總體得到的反應也比較積極。這可能是語言溝通的問題，對非這個領域的專家，也許不一定用“中國模式”而用其他概念，如中國的一整套做法，中國的一整套思路，他們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