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6日，上海書展期間，中信出版集團舉辦“文學驅動社會”沙龍，同時開啟“中信文學元動力作家”頒獎盛典。李敬澤、馮唐、蔣方舟、葛亮、馬伯庸、小白、張忌、李宏偉、劉宇昆、弋舟、袁凌等十余位作家，以文學元動力為起點，從想象力和自省力出發，暢所欲言，探討文學與社會演化之間的關系。

蔣方舟的演講主題為《文學：卸下社會面具的手》，在她看來，為藝術為藝術的文學固然可貴，但文學無法不關心社會，文學來源于生活，是對每個時代最本質的靈魂和精神的描述。在一個知性誠實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承受和觀看自己的丑陋，并以良心和勇氣加以改變，而文學，就是揭開人性重重迷霧的那雙手。

以下為蔣方舟演講全文

文學和社會一直存在著一種張力。一方面，社會生活是所有文學的源頭，最初的詩和歌都是傳唱在先民中的神話。但是，當文學發展為一個獨特的技藝之后，它發展出了一套審美的等級，有了通俗文學和純文學的區別，我們不但在寫作中設立了門檻，也給欣賞設立了門檻，要欣賞更好的文學，我們假定除了少數天賦異稟的讀者，多少是需要攀爬過一塊高地，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這就導致我們的文學發展到了今天，變得更為精致專業，卻也喪失了和更廣闊的社會產生交流的能力。文學是服務于社會，還是服務于藝術？是文學的歸文學，社會的歸社會？還是文學如果不面對社會，就沒有意義？這些爭論沒隔幾年就重新出現，如同鬼打墻，而我，想談談這個看似老生常談的話題。

我上邊說的這種更為精致專業的文學，他有一個想法是追求真正的美，為藝術而藝術，那么脫離社會風潮和流行文化的影響就不但是個自然的結果，而且是個主動的追求。在文學和社會的關系上，比如納博科夫就覺得文學不該涉及政治，米蘭·昆德拉直接就說《1984》是很糟糕的小說。小說應該追求的是描述永恒的人性和藝術。

但我覺得文學和社會之間存在一個互相服務的關系，并不必然導致文學喪失它永恒的追求或者流于庸俗。首先是，就像上邊提到的，生活是文學的源泉和最根本的動力，每個時代都有它的時代精神和獨特的風尚。把握這種風尚就是把握了時代的靈魂，雖然人性是永恒的，但是同樣的人性在不同的情景和時代中有不同的表現。對這種獨特性的描述是對人性理解的豐富，而不是簡單的隨波逐流或趕時髦。

第二個呢，就切入我們今天的主題，文學它對每個時代最本質的靈魂和精神的描述，對她的崇高和卑鄙、平庸和乖戾最誠實的反應，對社會來說也是鏡鑒。像是我很喜歡也經常提到的南非作家庫切。他的作品離開種族隔離和種族關系是無法理解的，但是他對舊南非種族關系的關切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和宣傳，深入到被時代所塑造甚至扭曲的靈魂們。這種震撼的表達實際上強迫南非、強迫整個世界去觀看一段無法回避的歷史、無法回避的人性。另一個例子就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描述的是俄羅斯20世紀前半葉的社會。那么大家都知道這部作品和他的作者沒有直接找上政治，但是被政治找上了。因為當時蘇聯的社會和當權者還沒有勇氣或能力去面對《日瓦戈醫生》里所表現出的俄羅斯的靈魂和真實。許多社會無法承受真實的刺痛來自省，哪怕是，或者尤其是這種真實以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時候。

那么這就談到了今天這個演講最后一個主題。什么是一個理性社會，在一個理性社會里文學扮演什么角色。一提到理性我們就想到冷冰冰的邏輯和計算，好像和文學的固有印象，浪漫激情幻想什么的相反。其實理性社會不是冰冷的社會，它首先是有知性誠實的社會，是一個可以承受和觀看自己的丑陋，并以良心和勇氣加以改變的社會。那么文學在這個過程中，它扮演了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因為文學在暴露或者說的玄妙一點，發現和構建真實上有著獨特的優勢。它和一般意義上的非虛構寫作或紀實寫作還不一樣。文學不是脫離事實的，但是他超越事實。它可以通過虛構來發現社會迄今為止只在懵懂中才隱約感受到的、自己隱藏在陰影中的真實。人性是重重的迷霧，但即便是描述最黑暗人性的文學也可以是照進幽谷里的一絲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