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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影響收入分配結構

在傳統的中國、美國以及其他社會，一般人都有中等收入機會。在鐵路、汽車、飛機、電話出現之前，各村、各鎮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場，那時沒有像沃爾瑪這樣的連鎖店集團公司，任何規模化的家電日用品生產、運輸與銷售都不可能實現。

人工運貨的距離也許可達二三十公里，但更遠則體力難以支撐；即使馬車和驢車可使運輸距離增加，但由于沒有現今寬闊的公路網，馬車運輸的有限容量和高額成本還是極大限制了生產規模與市場范圍的擴張。

因此，張三在張家鎮、李四在李家鎮可各辦一家雜貨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辦得太大，張家鎮和李家鎮甚至還可容納多家雜貨店。從這種意義上講，正因為每家雜貨店規模都小、需要的創業資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創業意愿和能力，多數人都有機會籌集到所需資金、進入“企業家”階層。

多數人有從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機會，而且這種致富機會人人平等，對于任何良序社會都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培育并維持一個足夠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階級”的必要條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于太離譜的重要前提。一旦中產階級占多數，社會穩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產者有恒心，穩定會是他們自然偏好。

在這個意義上，正因為以前開飯館、開理發店或者種田的選擇空間比較大，“創業機會”總體比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沒有現在大。當年的地主也許真的富有，但沒有幾家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幾千倍、乃至幾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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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交通運輸與信息技術的變遷，商業和餐飲業也在經歷公司化、規模化的發展過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規模化零售公司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費者能以更低的價格更方便地買到物品，消費者和創業者雙贏。

規模化零售也給社會帶來挑戰，它們能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從生產廠商采購，利用現代物流低成本運往各地，由于它們采購量很大，掌握進貨的定價權，能把進貨價壓到最低，進而能大打價格戰。

相比之下，夫妻雜貨店的規模小，它們進貨沒有砍價能力，只能被動地接受廠商給的價格。所以，規模化公司化零售有極強競爭優勢，夫妻雜貨店很難生存。于是，今天人們做“小本生意”的機會越來越少，中產階級難以擴大。

餐飲行業也大致如此。俏江南、永和大王、麥當勞等連鎖餐飲公司，因其規模優勢，能把各類食物原料進貨價壓到最低，而夫妻餐飲店卻不能。這勢必造成傳統夫妻店被淘汰出局，由各連鎖餐飲公司取而代之。

還記得《水滸傳》中的武大郎嗎？不管是武大郎開的酒店還是飯館，都會分別被連鎖酒店和連鎖餐飲取代，武大郎開店實實在在地成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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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零售業、餐飲業、酒店業、手工業這些傳統夫妻店行業，這些年已經經歷或正在經歷“去夫妻店化”的洗禮，由一個個大公司取而代之。社會因此失去了眾多中等收入機會，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階層，讓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出現更為嚴重的分化。

只是這種分化不是因為資本家剝削或貪婪而來，而是企業家利用現代技術帶來的便利，通過規模化經營降低了進貨成本和改善了運營效率。

這樣，他們比傳統夫妻店更能給消費者優惠的價格、好的服務和更多的商品選擇。盡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擠掉了眾多夫妻店，擴大了社會財富差距，但這是“創造性破壞”，而且其背后并沒有剝削，也不一定是貪婪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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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提升財富的數量級

股票市場改變了財富數量級。股市給上市公司股票定的價，從本質上是對未來的定價，是對創業者創辦的企業之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定價。現代公司治理讓公司能脫離創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經營下去，使公司的壽命沒有明確的上限。

于是，微軟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值可以有 2000 多億美元，蓋茨 20 多歲時就成了億萬美元富翁。同樣道理，李彥宏和馬化騰都是 30 多歲就成為數十億美元富翁。股市讓他們不需要等幾十年、幾代才能實現創業的果實，而是現在就能把公司的未來變現。

這說明，雖然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企業與個人都有未來收入預期，但以前沒有資本市場，沒辦法對未來收入預期做定價，也沒辦法把未來收入轉變成今天就能算數、就能花的財富。因此，過去即使張三創業成功，有很好的未來收入預期，人們也不一定認為他是百萬富翁、億萬富翁。

由此看到，今天有那么多億萬富翁，部分是資本市場所致，因資本市場對未來做定價而來。是資本市場量化了未來收入預期才有了那么多的億萬富翁，而不是因為企業家、資本家更貪婪或更剝削的結果。

對于由資本市場帶來的這種財富差距幻覺，政策和法律層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應，因為過去和現今社會都有未來收入預期，只是一個沒對這些定價，另一個對此進行了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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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在哪里

收入差距、財富差距在惡化，這是現實，也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大致背景。

惡化的起因很多，其中，交通運輸技術、信息技術、互聯網為全球化提供了基礎，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贏者通吃”的地理范圍不斷擴大延伸。這樣，有能力的群體成為世界佼佼者，享受前所未有的收入，集中大量財富。

而規模化商業模式一方面造就一批新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將許多傳統夫妻店擠出，讓眾多資產階級加入工薪大軍。

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往兩個極端分化。但這些因素跟貪婪、剝削沒關系，政府要做的顯然不是去禁止技術革新，更不是去阻擋全球化。

各國政府可以做的是為社會底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給那些在競爭中不幸運或者天生人力資本不足的人有體面生活的機會。激勵上升通道、保障底層是上策。

除此之外，強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會的人力資本，是應對現代經濟現實的良策。在國家層面如此，在個人層面更是如此，人力資本的價值高于任何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