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政治家是否應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長期以來存在著不同看法。16世紀意大利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在他的《君主論》一書中，就將自己在政治上輕視道德的主張發揮得淋漓盡致。他認為：一個君主如果需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知道怎樣做不道德的事情。君主必須依靠擄掠、勒索、敲詐和使用他人財物，必須懂得怎樣善于使用野獸和人類所持有的斗爭方法；君主應當效法狐貍和獅子，當于己不利時，絕不能夠、也不應當遵守信義。所以一個君主必須有一種精神準備，隨時順應命運的風向和事物變幻情況而轉變。

　　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領袖之一丹東，享有“革命家”的盛名，人們難以忘懷外敵入侵時，丹東在議會中發出的“大膽、大膽、再大膽，法國就得救了”那挽救民族于危亡的口號，但丹東卻極端地鄙視道德，他曾經不加掩飾地說：“沒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間我和我老婆的情誼更牢靠的了。”正是這位有“革命家”盛名的道德鄙視者，放浪無形，利用職權營私舞弊，大發國難財。

　　本世紀美國總統尼克松在他的《領導者》一書中也對道德表示了某種程度的輕視：“美德不是偉人領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此外甚至有人認為道德與權力是矛盾對抗的。美國人多諾萬曾尖銳地指出：“任何一個能使自己被提名并獲得當選總統的人，在道德上都不夠資格成為一位總統。”

　　實際上，這些對道德的蔑視的認識都基于一個不正確的出發點，即將權力等同于權術。權術往往是不擇手段的，在不科學的權力機制下，它可能起作用，正如伏爾泰所言：“國家的繁榮昌盛僅僅系于一個人的品格，這就是君主國的命運。”然而越是在科學的、制度化的民主權力機制下，這些認識顯然越是行不通的。一個哈佛經理的道德品質往往會成為他最終成敗的關鍵。關于丹東，羅伯斯庇爾就曾認為“他的手和心一樣黑，象他那樣一個毫道德可言的人是不可能成為自由事業的捍衛者的。”最終丹東被革命送上了斷頭臺；尼克松最終也因“水門事件”而顏面丟盡。

　　因此，只有道德上被人認可，才能通向權力之巔；只有道德上被人認可，才能行使有效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