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辦公室里就掛著一句話：“聯邦快遞，宅急送離你還有多遠？”這就是我的目標。

　　30歲以前，你要尋找到可以干一輩子的事業
　　像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都是非常復雜的。在小學、初中的時候，我們趕上了“文化大革命”，投入到“上山下鄉”浩浩蕩蕩的運動中去，就這樣，我們和一個人學習知識的黃金年齡擦身而過，可以說，很多人的命運被那個特殊的年代改變了。我下鄉當了一名農民，每天在地里干活兒，當時年紀太小，個子也小，哪能干得過人高馬大的同學？我每天都在問自己：這就是我一輩子的生活嗎？太可怕了！在這樣極其郁悶的環境里，我只有等待著機會。
　　1978年恢復高考的時候，我不知高低深淺地也去報名，報考的是中央工藝美院，因為我以前學過油畫，沒有怎么學習過文化課，但最后還是失敗了。我開始對自己的人生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我以為高考是我改變現實命運惟一的救命索，那段時間，我痛苦極了。
　　后來，有人告訴我，當兵也是能夠改變命運的一條選擇，就這樣，我很順利地到部隊去了。兩年后，我考上了西安政治學院。1987年，我離開部隊，組織上可能考慮到我專業的原因，分配的時候，把我分到中央工藝美院的人事處。真是命運弄人，十年后，我還是邁進了當年夢想中的學校，只不過是角色變化了。
在高校里當一個行政人員，日子非常清閑。我仔細地考量了自己的條件，從部隊轉業回到地方，一切都從零開始。在學校里當一輩子行政人員，這和我的性格太不相符了，我必須尋找更大的舞臺。哪里的舞臺最大呢？國外吧。
　　1990年，正好有自費留學日本的機會，我就去日本了。到日本的時候，我已經快30歲了，對于一個男人來說，這個年齡是很容易產生危機感的，何況當時我還一事無成。命運再一次讓我必須考量自己：來日本不是為了度一身文憑、學歷，總不能快到40了，自己還是一個學生吧，我已經比不得那些大學剛畢業就來日本讀研究生的同學了；來日本也不是為了打苦工掙錢，在國內高校里，我掙錢比在日本容易得多，何必多此一舉呢？那么，就只剩下一條路：尋找可以干一輩子的事業。把這些都想清楚了之后，我給自己寫下了“東渡扶桑，無非是為了尋找讓自己人生為之一振的事業”，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30歲以前，人生很容易處在“顛沛流離”的狀態，總是在尋找自己可以為之奮斗終身的事業，而且這個事業還要足夠吸引人，我想，這種尋找的本身就是很痛苦的。但就是在這種痛苦中，通過人生的積累，你會把自己看得越來越清楚，等機會真正到來的時候，才會把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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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學生創業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來日本的第三個月，我的一個好朋友來日本采訪當年的“世乒賽”，住在我當時打工的賓館里。回國前，他托我把從國內帶來的方便面、燒雞這些食品送到大阪去。我聽了特別驚訝：這怎么可能呢？在國內，要送這樣的食品包裹，得多費事啊！十幾年前，國內的郵局僅對包裹外包裝的要求都是非常煩瑣的，何況送食品還得有時間上的保證，日本的郵局能做到？這位朋友當時就笑了，哪還用去什么郵局？你把這些東西直接送到樓下的超市，告訴他們地址就行了，方便得很，根本不用自己包裝。
　　我到樓下超市一試，果真如此，而且價格還很便宜，僅相當于幾杯飲料的錢。這件事情對我的沖擊太強烈了，我覺得有這樣的服務真是不可思議。
　　當年在部隊的時候，我曾經為了給父親寄一雙冬靴，趕幾十里山路跑了三趟。每次，我都被郵局各種各樣的理由為難住了，一次要靴子的發票，證明我不是偷的；一次是開包檢查后郵局又不負責還原，還得讓我再回部隊重新縫好包裹；一次又說包裝不行，得用木箱子包裝，到第三個星期天，我才成功地把包裹寄出去了。當時，我覺得委屈極了：為了寄一雙靴子，浪費了我三個休息日，來來回回走了百十里山路。
　　我突然一下子意識到，把這種城際包裹快遞業務移植到中國去發展，很可能就是我一生的事業。
　　有了這種設想，我開始了搜集資料、模仿客戶、調研工作。騎著一輛自行車，在東京的大街小巷轉悠，在地圖上標出各個營業點、中轉中心的位置，再以客戶的身份去感受他們的服務、運營模式，搜集價格表。一年下來，我漸漸摸透了這種在日本遍布各個社區的“宅急便”業務。等我熟悉了這些東西之后，我就越發覺得這種業務在中國的市場將是不可估量的。在日本東京，像我這樣的窮學生，往圖書館還書、往干洗店送衣服都是使用這樣的業務，費用也就相當于一杯飲料的錢，但給大家帶來的方便卻是顯而易見的。
　　我又買來北京市區地圖掛在床頭，整天在琢磨，把中轉中心建在西城還是東城呢，物流中心放在海淀區合適嗎？
　　我想，一個窮學生要想創業，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資金要少；二是技術門檻要低，沒有太高的技術和行業限制；三是我要熱愛自己所選擇的這個行業，并有百分之百的熱情，百折不撓。其中，熱愛、熱情這一條非常重要。1993年我回國的時候，哥哥推薦我去當拍賣師，工作高雅，和有錢人打交道，可我內心并不熱愛，“工作就是吃飯、吃飯就是工作”的工作方式根本就不是我所追求的，所以再怎么誘人我也不會去。
　　當時，“物流”這個概念還沒有怎么提，但我覺得這份事業能做得很大，能做到中國千家萬戶中去，以后，老百姓看到我公司這個“LOGO”，就知道這是我陳平創辦的“宅急送”，這種自豪感和快樂是任何職業都無法帶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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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著地信仰你的事業
　　我揣著自己在日本打工掙下的幾十萬塊錢，回到了北京，把日本的“宅急便”業務改裝成我自己的“宅急送”公司。
　　當時的中國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通過我們的服務他可以獲得什么樣的便利，即使是那個時候在一些公司上班的白領也沒有“時間就是金錢”的意識。
　　我用30萬塊錢買了三輛小面包車，20萬塊錢作為周轉資金。當時，我也沒有錢作廣告，就印刷一些傳單，上面介紹“宅急送”是做什么的。開業的第一個星期，我就在中關村附近發了整整一個星期的傳單，鞋都磨破了兩雙。這就是我們最開始的“掃街”攻勢。
　　可接下來的一年，我們做的都是一些不掙錢的工作，像接送孩子、換煤氣罐、送烤鴨，但我還是咬著牙接了下來，因為這些確實是我們承諾的業務，要為老百姓服務。這樣的工作，做了一年多，但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也培育了市場。
　　“宅急送”的業務也就是在這樣一天天的“攻勢”中打了下來?，F在，“宅急送”有8000名員工，1200輛車，今年，我還花了5000萬在全國所有的二級城市布點，鋪下了“天羅地網”。
現在來我們公司競聘的很多人都在“大田”“聯邦快遞”這樣的跨國公司干過，但我一問他們來“宅急送”是為了什么，有人說是為了高待遇，有人說是為了事業，可一進公司就這也怕苦，那也嫌累，這樣的人都做不好這份事業。所以，我給公司樹立的企業文化就是“信仰”，對公司忠誠，對事業投入。這首先要求的是我自己要對公司奉獻，直到今天，我依然堅定地認為，這份“宅急送”事業是我畢生追求的東西。
　　我的辦公室里就掛著一句話：“聯邦快遞，宅急送離你還有多遠？”這就是我的目標。就像一個運動員，他眼里只有奧運會冠軍這個目標，他敢休息嗎？我把自己的目標就定在“中國的聯邦快遞”，我同樣也不敢休息。這就是信仰的偏執。
　　“宅急送”走完了非常艱難的十年，接下來的十年，我們要有自己的飛機，要把業務發展到國外，包裹速遞業務的競爭會更加白熱化，道路依然艱難。但支撐著我走下去的還是“趕超聯邦快遞”這個遙遠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