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上述“四十八宜”反過來解讀，就可以發現《素書》是在告訴我們：如果執行出了問題，都可以從我們自身找到根源。例如，“強用人者不畜（勉強任用那些志向不同的人，往往是留不住的）”，反過來解讀人才留不住的問題，就可以明白那是因為志向不同。因此執行中的問題就可以通過自我治理來解決，例如在解決人才留不住的問題時就不必“強用人”。反過來的解讀雖然不能在《素書》中找到一一對應的答案，總可以在整體中找到癥結所在。
“道不可以非正”，應當堅持正當經營的價值指向。《素書》中“道不可以非正”的思想是貫徹始終的，除了有專章論述外，各章均有論及。《本德宗道章》中說：“短莫短于茍得”，北宋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將此注釋為，用不正當的方法得到東西，必定會通過不正當的方法失去它，即使茍且得到也不可能夠長久擁有。《遵義章》中說：“決策于不仁者險”。張商英認為這是在依靠殘忍無情的人運籌決策，其實也可以理解成是對“茍得”的進一步定性，“茍得”不僅是權宜之計的僥幸，往往是“不仁”的。自我治理的辦法當然就是放棄這種“不仁”的決策。要想得到良好的執行首先要保證決策的正確，決策的正確不僅僅指得是方法上的神算，而是說要堅持光明正大的事業。得道多助，否則就會眾叛親離。執行中出現了敗德行為，那就要看自己的決策是否有失德之處，假如決策是在鉆政策的空子，那就很難保證執行者不會鉆自己決策的空子。
“志不可以妄求”，在做大做強的努力中要注意“安身立命”。自我感覺良好的經營者尤其要重視這一點，在已經取得的業績面前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止自我膨脹。把企業做大做強或者做強做大本身無可厚非，問題在于，當極度膨脹的“妄求”超越實際承受能力之后，很可能會失去賴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在失敗者面前要勵志；而在成功者面前就存在一個“志不可以妄求”的問題；反過來說，執行不甚理想很可能與我們的“妄求”有關。《本德宗道章》中說：“苦莫苦于多愿。”在多元化的追求中，要切記“悲莫悲于精散”（《本德宗道章》），這是因為“失其所強者弱”（《遵義章》），在執行中堅持和體現核心競爭力才是最重要的。執行是要求人的，《素書》專設“求人之志章”，用十八個“所以”闡明了“志不可以妄求”的注意事項，處處都體現了自我治理的精神。其中講的雖然都是帝王、將相、謀臣安身立命的方法。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成功人士“得志”時的暮鼓晨鐘。在企業發展中避免貪婪，不可以盲目擴張，這方面的自我治理也是不應當有任何借口的。
管理要順應事理和自然之理，在“安而履之”中堅持可持續發展。管理者的自我治理當然包含著自我約束，但是這并非為了超凡脫俗，而是為了克服主觀隨意性，順應事理和自然之理，在“安而履之”后獲得理想的執行力。《安禮章》列舉了四十四條事理和自然之理，自我治理就是要按照這些“天人之道”的精神順理而動，“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從四十四條事理和自然之理的內容來看，有些治國安邦的規則雖然和企業管理關系不大，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涵養環境、順應人心、防偽杜漸等等對于企業管理者的自我治理不無裨益。例如，順理就是因為“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順者易行”，用人者與執行者之間如果能夠變博弈（逆）為合作（順），就不難得到良好的執行。《安禮章》講了十六個“同”，體現了用人者與執行者之間和而不同的精神，管理者如果能夠據此進行自我治理，就一定能夠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上與執行者實現優勢互補。總之，管理“不可與理違”是沒有任何借口的。毫無疑問，通過“其身正而天下歸”的自我治理，出色的執行就不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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