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書》是秦末一本類似“語錄體”的書籍，而執行是現代企業管理的一個概念，兩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不過，作者黃石公心憂天下，在《素書》中記載的都是理身、理家、理國的箴言，而執行的成功亦取決于用人與得人。兩者在處理以“人”為主體的活動中自有相通之處。鑒于秦亡的教訓，《素書》更強調反求諸己，今天的管理者在痛感執行不力時從中不難受到一些啟迪。
撩開《素書》“天人之道”的神秘面紗，可以看出其內容就是對古代帝王將相爭奪天下、鞏固政權、發展和建設過程中經驗教訓的總結，該書同時也根據他們之間不可避免的利益失衡，對封建統治術、用人術、理財術進行了針砭。從該書側重于提供安邦治國、安身立命、建功立業的“密笈”來看，主要闡明的是“賢人君子”的用人術。“賢人君子”作為“勞心者”，任務當是“治人”，然而他們也深深知道，“勞力者”已經不可能像奴隸那樣撥一下動一下：進入上層的“賢人君子”下面還要依靠較低層次的士階層，在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歷史經驗面前，他們把用人當作“馭人”。從管理的意義上講，“馭人”就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實現有效的控制。不過，與工程控制有所不同，“馭人”中的控制存在著互動的因素。《素書》以互動為基礎考察用人的規律，在今天看來仍有積極意義。在管理中要求下級在執行時沒有任何借口，作為一種理想狀態加以提倡是可以的理解的，但是如果作為單方面的高壓，那也屬一廂情愿。
“賢人君子”作為最高統治者的被用者，他們的用人就具有雙重身份：在主子面前是被用者，面對主子時只能好自為之；在下級面前雖然是個用人者，卻要受制于封建禮制，要求“部屬”時仍然需從自身做起。因此他們的用人術也就是“反躬術”。有資料表明，黃石公的歸隱是因為不滿始皇帝的暴政。當秦朝統治迅速覆滅的時候，黃石公當然也會思考其中的教訓，能夠看出“滅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道理，將這種思考折射到用人術上，就是用人者的省察自心，反躬自身。《中庸》第14章中說：“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離婁章句上》中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諸子百家的思想是相互影響著的，黃石公的“反躬術”顯然也受到了儒家反求諸己思想的影響。今天的職業經理人與《素書》所針對的主要讀者對象非常相似，如果部屬執行出了問題，理應反求諸己。
在險惡的宦海沉浮中，《素書》所強調的反求諸己是沒有任何借口的。除了要避免人主“狡兔死走狗亨”之類的陷阱，也是為了防止因下屬的瀆職而累及自己。《素書》將人才標準分為三個等級：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人之俊是最低的等級，其要求是“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眾，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其中在幾個方面對“足”的要求，應當是沒有任何借口的；這是用人者應當達到的最基本的標準，至于對于人之豪、人之杰的要求，那標準就更高，用人者非加強自身的修養不可。那么，如果達不到上述那些對“足”的要求怎么辦呢？黃石公用行動給出的答案是，個人歸隱，不惜“沒身”而終，這也是沒有任何借口的。人們發現《素書》的時候，“上有秘戒：不許傳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素書》的第一代傳人，漢劉邦的謀臣張良就做到了這一點，當他輔佐劉邦奪得天下之，沒有發現合適的傳人時，就把《素書》帶進了自己的墳墓。這或許有些消極，那么其積極的做法就是在執行中不斷地反求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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