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企業，有管理和沒管理的區別就是快和慢。管理是研究效率的，有管理的公司效率高、產品質量好。我常說，企業經營的好壞是由管理決定的。戰略是把握方向的，一個決策的對錯是由戰略決定的。在戰略之后有一個詞叫方向，在方向之后有一個詞叫選擇。選擇就是一種戰略，選對了方向，戰略就是對的。

　　比如說，在20世紀80年代跑去深圳做事叫方向性正確，現在你再跑到深圳去就叫方向性錯誤。因為20世紀80年代是政策到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打工到深圳，產品到深圳，市場到深圳，到處是機會?，F在正是深圳的資源朝全國釋放的時候。

　　做事的水平和賺錢沒有任何關系。我們不能埋著頭做事，還要審時度勢。我認識一個中醫專家，他是北京一個著名醫院的院長，他家是世代中醫。他說中醫治病，很多病起作用的就是一個穴位。但是如果治一種病他每次都診治一個穴位，那么跟他學的人很快就學會了。時間長了，病人自己可能都學會了。要是病人都回家自己弄個針來灸，那醫生就餓死了。逼得他沒辦法，他就在關鍵穴位的旁邊針十個穴位，這樣就沒人能搞清到底是哪個穴位在起作用，也就沒人能夠偷師。為什么很多行當都有入室弟子?就是因為只有到師父快死的時候，才能告訴你到底哪一個穴位有用。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有些時候人要學會辨別。師父不告訴你，你自己要學會辨別那個起作用的穴位。做企業也是如此，大的方向人人看得到，但是決定你企業未來的那個方向就要靠你自己來甄別和判斷。

　　戰略主要是研究兩個字：趨勢。一個好的企業要明白當今社會發展有三大趨勢：第一個趨勢叫宏觀趨勢，第二個趨勢叫行業趨勢，第三個趨勢叫階段趨勢。

　　任正非這樣的企業家為什么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崛起，90年代慢慢做大?因為他有宏觀趨勢做保障。當時大家要打電話，就需要手機。有了手機，就要有交換機。因為中國人沒錢，所以就需要便宜的交換機。這個時候任正非就把西方的技術“偷師”過來做模仿。這個“偷師”用個標準的詞叫“逆向開發”。把一個完整的商品拆了研究一下，研究明白了再用你自己的方法把它組裝起來，就叫逆向開發。

　　做企業一定要把握趨勢，把握趨勢你才能賺大錢。深圳有被邊緣化的傾向，這就叫趨勢，香港有被邊緣化的現象，這就叫趨勢。這么說，并不是說企業不能在深圳發展了。20世紀80年代，來深圳做企業是因為那個時候深圳有大量的廉價資源?，F在，深圳最大的優勢是有比較成熟的市場運作體系，有比較完善的社會服務體系，有比較好的國內外的通路。在深圳做企業，一定要學會向內陸服務。實際上深圳的企業現在處在一個逆向輸送的階段，就是應該用前三十年時間在深圳積累的財富，去反哺內地。

　　現在很多人還傻乎乎地到香港去發展。香港靠三樣東西支撐，第一樣是它有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第二是它有港口和物流;第三是它有比較自由的制度。但是這三樣東西的成本都特別高，人工成本高，住宅成本高，生活成本高，所以它就相當于堰塞湖，用大壩壘起來，非常危險。大家知不知道上海自貿區下一步要干什么嗎?我的理解就是要干這三件事。所以將來上海不是建一個香港，而是建一個東方新世界。

　　深圳離香港近，所以深圳不會有更好的政策。按道理說，深圳應該和香港一樣，變成金融自由、物流自由、政策自由的城市。但是如果這樣的話，就相當于給大壩開了一個口，香港這個高原湖一下就掉下來了。以前深圳是借了香港的優勢發展起來的，現在也會因香港的劣勢而受到制約。

　　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一句話，叫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十四大報告提“基礎性作用”)，這個提法具有革命性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一直說計劃經濟在市場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原來是政府主導，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現在是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政府要淡出經濟的主導角色，要變成服務的角色。這就意味著企業要真正作為主人出現了，中國的市場化真正開始了。

　　在這種宏觀經濟下，有利于企業發展的因素將會越來越多。這個宏觀趨勢必然帶來國有企業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一個號角，公務員的社會地位從頂峰開始下降，就會出現新一輪的官員下海浪潮，而企業都在逐漸轉向完全市場化，包括國企。中國正在經歷這樣一個變革，這個變革是未來十年中國最后一次產生富豪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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