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需要“新改良主義” ---中國企業家一、改進，改善與改良：中國人進步的內在動力是什么？
四月中旬，我去日本豐田參觀考察了八天，感慨很多。豐田模式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詞，叫改善，或者叫“改善魂”。我問同行的豐田專家，為什么不叫改進，叫改善？日本專家很嚴肅地回答說：改進是西方管理的詞，是針對事的，事情有進步叫“改進”，而人有進步，得到他人的尊敬，獲得內心的凈化與提升，叫“改善”。所以，改善是“魂”，是一個人對自己生命價值追求的體現，當解決“問題”變成了行“善”，動力自然就解決了。
中國企業家》寫的專稿   中國 我在美國公司工作過，也在美國商學院學習過，的確，美國公司對問題的態度是“就事論事”，把人與事分開。而且不怎么相信人的自覺性，更多相信組織與制度的監督。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歐美管理體系更多是在基督教文化，或者叫新教倫理環境下誕生的，而基督教文化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人生而有罪。“贖罪”的方式就是就事論事的“改進”或“改革”。
那么中國人是什么？我想應當是“改良”nbsp;  &nb—我們不太相信人與上帝之間的“贖罪”，也不太在意人與人之間的“善”，但我們在意個人內心的“良心”，所以，中國人把進步描述為“改良”—可以從“五四”學到什么？  &解決問題，向上改進，說明的是一個人“良知”的提升，所以，中國人喜歡講“憑良心做事”。事情做錯了，個人感到最難受的，就是“良心不安”。在這種邏輯下，改正錯誤，或者把事情做得更好，自然出發點就是“對得起良心”！
可以從“五四”學到什么？  &   
中國企業家》寫的專稿   中國二、從“五四”看中國式管理---中國一流企業家少有建樹
中國企業家》寫的專稿   中國 任何管理模式如果與文化作對，最后勝利的一定是文化--我在北大讀社會學博士的時候，導師費孝通先生把這樣一句話，送給我們這些晚輩。
可以從“五四”學到什么？  & 
從這個意義上看待中國今天的企業改革與管理，一個問題就自然產生了，那就是我們如何對待傳統文化？
可以從“五四”學到什么？  & 事實上，傳統思維的“復辟”浪潮早就開始了，于丹講《論語》的火爆可以看成“復辟”的通俗版，而各種經過包裝的“國學導師”紛紛為企業家開課，企業家們在“尋根”的時候，常常把自己的根追到徽商、晉商的身上，追到紅頂商人胡雪巖那里，所有都在表明著傳統思想正在企業家階層“復興”。
事實上，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當中國企業開始在世界上擁有一席之地，當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舞臺的位置沖到前三甲的時候，中國人有理由從傳統文化去尋找自己的民族自信，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中國人的自信永遠離不開五千年的“中國文化”。
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無法繞過的起點：為《 這樣問題就簡單了，中國企業的強大，表面上是業績的強大，而業績的背后則是團隊，團隊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心態，心態的背后，是我們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中西方文化的沖突”。
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無法繞過的起點：為《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曾經預測過冷戰結束之后，世界將從意識形態的沖突，轉化為“文明（化）的沖突”。“9。可以從“五四”學到什么？  &11”事件之后的世界格局，證明了他的預測，文明或文化的沖突，構成了現在乃至未來幾十年世界變化的主線。
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無法繞過的起點：為《 由此而論，西方企業近百年的強大，與最近幾十年日本與韓國的崛起，是不是價值觀之間的“較量”、“沖突”與“融合”？而中國企業的強大，背后如果沒有“中國式管理”，那么靠什么支撐中國企業群的崛起？
從這個層面上看中國第一流的企業家，比如海爾張瑞敏，聯想柳傳志， 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無法繞過的起點：為《TCL李東生，華為任正非，甚至另類的萬科王石等等，他們顯然建樹不多，他們留下的更多是雙軌制轉型過程中一個企業或企業家的創業史，而不是一部“解決中西方文化沖突的商業文明史”。
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無法繞過的起點：為《 那我們有什么遺產可以繼承？當然有，只是一切又回到了“五四”，回到“新文化運動”，那是現代中西文化沖突的開端，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真正的起點。
 
三、企業要多改良，少革命：企業文明需要時間積累與消化
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無法繞過的起點：為《 
在研究海爾、聯想、TCL、萬科、華為等等這些優秀企業的時候，我常常在想，如果沒有日本侵華，如果沒有國民黨的腐敗，如果沒有建國后計劃經濟“統治一切”，那么張謇、榮氏兄弟、穆藕初、范旭東、劉鴻生、盧作孚等百年前后創業的民營企業，延續到今天，會是什么境況？
我想，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與管理思想一定會是另一番境象。我們現在討論的許多問題，這些百年老店一定會給我們提供真正的回答，其實我們并不在乎這一過程中企業家的對或錯，我們在乎的是過程，因為企業文明是需要時間來積累與消化的。
可惜歷史不是靠假設而存在的，黑格爾說得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值得慶幸的是，今天我們擁有了一個和諧穩定的政治環境，于是我覺得也許我們可以減少一點業績的“狂妄”，或者減少一點“急功近利”。在原點的討論上，也許“五四”之后崛起的一些大師那里，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解決問題的原點。
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無法繞過的起點：為《 比如提倡“改良主義”的梁啟超，提倡“實用主義實業救國”的胡適，提倡“新鄉村建設”的梁漱溟與晏陽初，提倡“職業教育”的陶行知等等，無疑都是我們今天探討“中國式管理模式”的先驅。我們會驚奇地發現，今天困擾企業家的很多問題，這些先驅者探討得遠比我們要深刻得多。
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無法繞過的起點：為《 比如梁漱溟先生對中西方文化對比的結果，提出中國的問題是“只有統治者，沒有統治階級”，所以歷代王朝中統治者一倒，就“人人平等”，缺乏一個“階級”來凝聚人心。這與今天若干企業的管理多么相似？企業的能人“總裁”一走，企業不就亂了套？所以，中國民營企業的組織性差，是有“文化基因”的。既然如此，出路就不是服用劇烈的“革命興奮劑”—比如許多公司的軍訓或軍事化管理就是這種“興奮劑”的體現之一，而是改良。
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無法繞過的起點：為《 什么叫改良？所謂改良，就是對接傳統，回歸中國人的人性出發點—nbsp;  &nb良知，不求巨變，也不渴望奇跡，通過一點一滴的積累，一點一滴的行動，“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通過量變最后獲得質變。我覺得這是中國企業需要的一種態度。
 
企業需要“新改良主義” ---中國企業家 
四、“新改良主義”—中國企業家》寫的專稿   中國通過員工的職業化良知建立偉大公司
對比一下中日企業在管理上的學習過程，我們不難發現一種現象，這就是日本公司的崛起，并沒有太多理論的“百花齊放”，整個日本企業群，在七八十年代，基本就是在戴明的全面質量管理（TQC）理論下，通過“改善”，成為“世界一流制造”。
可以從“五四”學到什么？   反過來我們看改革三十年中國企業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中國管理熱點，基本上與西方的管理理論保持同步。質量管理，學習型組織，GE韋爾奇式管理，平衡測分卡，藍海戰略，基本上是西方推出一個新理論，我們就同樣跟上“熱炒”，“一個也不能夠少”。
為什么？當日本公司從人出發，通過人的“改善”進而改變質量品質的時候，他們選擇了符合這種文化的全面質量管理理論。中國公司呢？當我們的出發點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業績出發，以成敗論英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卻會讓整個企業群變得浮躁而短視。
可以從“五四”學到什么？   一句話，我們需要在五四的基礎上，建立中國企業員工職業化的良知體系，建立起中國式的管理體系。
中國在「五四」以后二十年間確曾出現過一個人文研究的傳統，出過很多大師，可惜因戰亂關系，這個研究傳統中斷了。我們要懂得，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市場經濟的空前繁榮，以及理性、自由、人權、尊嚴、司法獨立以及個人的創業精神等，與西方價值觀有著密切的關系，而這些價值觀又都植根于源遠流長的西方傳統文化之中。
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無法繞過的起點：為《 同樣，中國式管理模式，不僅要基于現代商業文明的基石建立，更要建立在中國人的文化特性基礎之上，而這個文化特性在個人的意義上，就是良知體系的建立。一旦建立起中國企業員工職業化的良知體系，我想，中國式管理就有了基點，那就是要基于人，然后才是事。事可以速效，人卻需要投資，欲速則不達，這就是新改良主義的意義，也是中國企業家可以從“五四運動”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