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國企

        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不斷取得重大進展，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運行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在國際國內市場競爭中涌現出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骨干企業，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開拓國際市場、增強我國綜合實力作出了重大貢獻。

      面向未來，國有企業面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轉型升級的巨大挑戰，而同時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國有企業也肩負著重大歷史使命和責任。因此國企要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戰略決策， 適應市場化、現代化、國際化新形勢，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標準，以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為中心，完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全面推進依法治企，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為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積極貢獻。

國企改革的難點分析

      雖然我們要肯定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隊伍總體上是好的，但也要看到，國有企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一些企業市場主體地位尚未真正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不健全，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有待完善，國有資本運行效率需進一步提高；一些企業管理混亂，內部人控制、利益輸送、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突出，企業辦社會職能和歷史遺留問題還未完全解決；一些企業黨組織管黨治黨責任不落實、作用被弱化，“一把手”說了算的問題仍然嚴重。    

      在張五常、張維迎、陳志斌等一批經濟學家看來，“國企的主要困難是：使用不是自己的錢不會像使用自己的那樣小心謹慎（被稱為經濟的黃金定律）”，同樣國企也很難建立有效公司治理，我們分析國企存在上面的問題，是國企如何在新常態的市場環境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被指是國企改革難點。

      在傳統國有體制下，經營者缺乏責任心、積極性，導致司空見慣的驚人浪費和持續的低效率、低回報，還有層出不窮的腐敗案件。一些干部習慣于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蠻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爛賬，最后官照當照升，不負任何責任。“三拍干部”閉門造車、貪多求大，頭腦一熱就搞工程、上項目，拍腦門決策；心中無數、情況不明，眼睛一眨就打包票、說瞎話，拍胸脯保證；有始無終、敗家毀業，大事不妙就推責任、甩包袱，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禍國殃民的“爛攤子”。總書記曾在全國組織工作會上強調，要對“三拍干部”終身追責，“三拍干部”害人不淺，為禍甚烈，部分分析人士還認為，基于現有的人事制度和政治風險考慮，代表國資大股東的政府官員選不出優秀的職業經理人。

    國企干部由上級組織任命，客觀上造成了其唯上的拜權力文化；而從國企干部的決策方式來看，其決策行為擁有很大的主觀自由度，難以接受特別是下級的不同意見，這是產生“三拍干部”的土壤。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中美企業治理差異，對于企業各項決策，美國企業以流程管理為前提的文化，美國在業務流程中有復核人的角色，A、B角的概念，不斷審計的概念，雖然我國的企業內控規范和美國的很相似，只是在執行和實施上這是最大的問題。深層次原因，流程管理是工作協同的手段，流程中不同的角色只是分工的不同；而組織是權力的場所，權力文化使得在企業明文的規章制度的執行效力被弱化，成文的規則讓位給組織人際關系間不成文的權力潛規則，而這些經過多年磨合沉淀下來的權力潛規則，往往成為任何一種國企改革中最難以撼動的頑石。可以說，權力凌駕于規則之上的組織文化，是國企改革的雷區，任何企業試圖改變原有的治理方式都會涉及到一輪權力和資源分配的博弈，如果過程中引發的企業利益相關者(股東、債權人、職工、潛在的投資者、客戶、供應商、監管機構等)之間的矛盾沖突，所形成的破壞力是巨大的。

      由此看來，國企深化改革的工作是兩個方向的辯證統一，一個方向是自外而內，從國企的外部根據中央的深化改革要求和戰略部署完善國企的公司治理結構，另外一方向也要同時從內而外地改變國企的管理體系和生產關系，其最關鍵的地方是改變干部的工作方式和決策習慣，建立尊重秩序和規則的協同文化，從拍腦袋的經驗式決策向運用數據支撐的基于客觀事實和體現大多數利益相關者意志和權益立場的科學決策。

國企改革與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的關系

      總書記說：“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宏觀經濟新常態具體表現為以下九大特征：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了轉化，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產業組織新特征；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人口減少，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市場競爭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經濟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我們從企業微觀層面來看新常態的本質要求是提質增效，互聯網解構了傳統工業體系中企業以自我為中心的生產關系，互聯網讓消費者可以聚合成影響力巨大的社群，因此對于產品和服務的話語權已經從企業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上，企業必須以消費者為中心構筑新的供給體系，通過供給側的改革來響應消費側的需求，才能贏得新常態下的市場中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國企也不例外，國有企業要真正成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市場主體，國有企業要改變原來追求規模效益的大批量、高投入高排放高產出的外延式發展思路，轉變為小批量、差異化、多元化、服務化的內涵式的品質追求和綠色環保的生產方式。

      供給側改革作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新熱詞，滲透于整個經濟的方方面面，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是供給側改革的主體，所以，國企深化改革由內而外的這個方向的工作任務，就是要落實供給側改革的基本任務，毫無疑問，國有企業弄清并能順利推行供給側改革，對這場改革將起決定性作用。總書記提出“情況要摸清”、“目的要明確”、“任務要具體”、“責任要落實”、“措施要有力”要求，系統回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干什么”、“怎么干”、“如何落實”等問題，為制定好改革方案提供了重要遵循。“情況要摸清”---消費者需要什么的體驗要求要摸清；“目的要明確”---給消費者創造什么價值的目的要明確；“任務要具體”---怎么圍繞消費者的體驗要求安排各項供給任務要具體。        而落實這幾個要求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對正確決策的有效執行”，決策是執行的前提和根基，如果根基不牢靠，提質增效就成為空洞的口號。我們說，前面“三拍干部”的錯誤，錯誤的根源就是發生在其以自己為中心、并且自以為是的決策之中，所以國企要落實供應側改革的主體任務，就必須從改變國企以領導為中心做決策、唯領導主觀意志而行動的生產關系。

國企改革需要大數據思維

      管理大師西蒙指出，管理就是決策，所以我們說國企改革上面所說以領導為中心做決策、唯領導主觀意志而行動的生產關系，并不是說不需要管理者，離開了管理者的決策活動，現代企業管理也無從談起，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2015年9月13日印發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指出國企改革的目標中，包括了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備、善于經營、充滿活力的優秀企業家，加強企業家隊伍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家作用，大力實施人才強企戰略，加快建立健全國有企業集聚人才的體制機制等。企業家是企業組織的大腦，是決定企業生死存亡的關鍵少數。我們不要“三拍”干部，但國有企業也不能沒有干部，沒有干部就沒有組織，沒有組織就沒有企業。

     談到這里，我們可以理解把握國企的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在于干部---企業管理者，而我們分析“三拍”干部的主要問題，歸根到底就是這樣的干部背離了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可以在現實看到很多這樣的“三拍”干部畫像，有的常年坐在辦公室，很少下基層，很少接觸群眾，對下情若明若暗，接“地氣”不夠；有的一切從本本出發，唯上、唯書、不唯實；有的固步自封、因循守舊，思想和工作落后于客觀形勢的要求；有的不按客觀規律辦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以至蠻干、瞎干；有的為了迎合或滿足某種需要，說假話、大話、空話，甚至弄虛造假；有的怕擔風險，明哲保身，明知是錯的，卻聽之任之，不批評制止；有的不喜歡聽真話、實話，不愿意修正錯誤、擇善而從。凡此種種這些干部的表現，都是違背了實事求是的要求。

     毛主席曾對“實事求是”作過精辟的概括，他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和基本要求。習總書記也指出：“堅持實事求是，最基礎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實事”，就是了解實際、掌握實情。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不斷對實際情況作深入系統而不是粗枝大葉的調查研究，使思想、行動、決策符合客觀實際。”國企要落地供給側改革的任務，也要國企管理干部主動轉變行政主導的思維方式，解放思想以市場的“實事"去求應對策略的”是“，根據市場的實際情況提高自主經營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企業必須根據市場的實際情況組織自身的生產活動，從而最大化地實現企業利益相關者的經濟利益，而新常態下的市場話語權在消費者一側，所以新常態下企業的決策者需要隨時聆聽消費者的各種聲音，全面洞察市場的發展動態，從訊息萬變的市場旋律中及時識別出商機，信息成為決定企業生產力的一項關鍵性的要素。

      傳統決策方式是我們去調研，去收集數據，去進行歸納總結，最后形成自己的推斷和決策意見，這是一個觀察、思考、推理、決策的邏輯過程。人和組織的邏輯形成是需要大量的學習、培訓與實踐，代價是非常巨大的，由于短時間內不能獲取決策相關的充分的信息，也可能會給決策帶來巨大的偏差，”三拍“干部拍腦袋做決策除了主觀上的認識水平不夠外，客觀上也存在決策環境信息不充分帶來的盲目和風險。

     近年來大數據技術的快速發展深刻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思維方式。大數據研究專家舍恩伯格指出，大數據時代，人們對待數據的思維方式會發生如下三個變化：第一，人們處理的數據從樣本數據變成全部數據；第二，由于是全樣本數據，人們不得不接受數據的混雜性，而放棄對精確性的追求；第三，人類通過對大數據的處理，放棄對因果關系的渴求，轉而關注相關關系。事實上，大數據時代帶給人們的思維方式的深刻轉變遠不止上述三個方面。筆者認為，大數據思維最關鍵的轉變還是在于對傳統決策方式的改變，承認大數據中也有類似于“人腦”的智能，甚至智慧 ，企業管理者在決策中，就是盡量讓數據說話，數據是記錄事實的符號，盡量用數據來說話，也就是盡量用大數據還原"實事"的基礎上“求是”。

     通過大數據應用來實事求是，正是舍恩伯格指出的大量使用數據的相關關系的思維方式，在大數據時代，人們可以通過大數據技術挖掘出事物之間隱蔽的相關關系，獲得更多的認知與洞見，運用這些認知與洞見就可以幫助我們捕捉現在和預測未來，而建立在相關關系分析基礎上的預測正是大數據的核心議題。通過關注線性的相關關系，以及復雜的非線性相關關系，可以幫助人們看到很多以前不曾注意的聯系，還可以掌握以前無法理解的復雜技術和社會動態，相關關系甚至可以超越因果關系，成為我們了解這個世界的更好視角。舍恩伯格指出，大數據的出現讓人們放棄了對因果關系的渴求，轉而關注相關關系，人們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用知道“為什么”。我們不必非得知道事物或現象背后的復雜深層原因，而只需要通過大數據分析獲知“是什么”就意義非凡，這會給我們提供非常新穎且有價值的觀點、信息和知識。也就是說，在大數據時代，思維方式要從因果思維轉向相關思維，努力顛覆千百年來人類形成的傳統思維模式和固有偏見，才能更好地分享大數據帶來的深刻洞見。

    基于互聯網大數據的新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傳統的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已經被完全顛覆，可以說在萬事萬物皆可以數據化的今天，大數據已經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從海量和復雜多樣的“大”數據中獲得企業所需要的信息才是問題。今天國企要根據市場的實際情況，探求市場的內部聯系機器發展的規律性，從而認識市場變化的本質，就更離不開利用大數據資源發現新知識、創造新價值的能力。

     對于每個國有企業市場主體落實中央供給側改革的任務，就是建立“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管理機制，實現基于數據的管理決策機制，把落實國企深化改革的要求落地到日常企業運營每個生產經營管理活動的細節當中，從微觀向宏觀推動國有企業管理理念和公司治理模式進步，自內而外地完成國企改革的任務。

結論

    大數據思維作為新時代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傳承和發展不可缺少的內容，必須在國有企業深化改革中得到全面貫徹，換句話說，許多基于大數據應用的管理創新、業務創新和生產創新的實踐成果，也將是國企深化改革的具體體現。

參考資料

【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2015年9月13日

【2】國務院. 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 2015年8月31日

【3】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總書記2012年5月16日在中央黨校春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