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嗎？周恩來的一生有六大驚人之“無”，一是死不留灰，二是生而無后，三是官而不顯，四是黨而無私，五是勞而無怨，六是死不留言。俗話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周恩來一生沒有生兒育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一、周總理“死不留灰”，中國歷史導師。
    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云變幻的日子。1976年01月15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后，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著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周恩來“無墓無碑”所為何？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相思寄何處？于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說是總理英明；有的說是總理節儉，不愿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費國家錢財。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干凈：生時鞠躬盡瘁，死后不留麻煩。他是一個只講奉獻，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現什么“僭越”式的悼念。
二、周總理為何“生而無后”？
    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紀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為大。雖然后人不能盡續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說，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總理“生而無后，卻要為烈士存孤續后。抗戰時期他和鄧穎超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名字。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么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并親自到蘇聯去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只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戰爭中上前線共犧牲了21名)。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為烈士存孤續后。
    鄧穎超為何放棄生兒育女？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松崎君代，多次受到總理接見。當總理知道她婚后無子時，便關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說有了孩子可要告訴一聲啊。1976年總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們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您！”確實，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后，這怎么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斗爭和戰爭奪去鄧穎超同志腹中的嬰兒，以后又摧殘了她的健康。
三、周總理“官而不顯”，做最平民化總理。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只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甚至不夠標準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
    出國訪問，機密文件箱里藏“寒酸行頭”。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補，去洗。當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回來時，傷心得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白領子和袖口是換過幾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員將這一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文件箱呢。這專用箱里鎖著一個貧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臺前的工人。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
    周恩來一生不回故鄉之謎：平生最恨“衣錦還鄉”。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25年。這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準維修。終于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來年譜》記載：1960年3月6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臺，要求將房內的舊家具（含舊窗簾）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只得從命。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并命令折價寄錢去。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帖，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沒有錢，總理搖搖頭走了。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盡量不驚動地方。
四、周總理“黨而不私”，拖病體看望康生。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癥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癥在身，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康。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和，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盡量低些，因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壽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說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
    他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50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紅軍長征時，當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后），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繼續北上，扎根陜北。
    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他藏而不露地將“15年趕上英國”，改為“15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后，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云，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余地。”
五、周總理一生“勞而無怨”，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受苦人。
    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干。臨終仍佩徽章“為人民服務”，工作量黨內之最。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佩著的一塊徽章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的，而據資料統計，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時有9天；14～18小時有74天；19～23小時有38天；連續24小時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而從3月中旬到5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
    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1934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1938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愈，只好赴蘇聯求醫。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只短住了6個月，最后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
    由于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定時局，但許多時候，他又只能被人們作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歷史上向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產黨的領導人換了多少，卻人人要用周恩來。他的過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勞任怨的品質“害”了他，多苦、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
六、周總理為何“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總理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這時中央領導對總理病情已是一日一問，鄧穎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匯報時，在與同志談心時，該說的都說過了，他覺得不該說的，平時不多說一字，現在并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欲。總理的辦公室和臥室同處一棟，鄧穎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穎超自動回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一把，鄧穎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
    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決不相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里去。總理與鄧大姐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
    詩言志，為說心里話而寫。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余也寫詩，用毛筆寫在信箋上，反復改。但寫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群夢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