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更要居安思危
        記者：在和平時期，您覺得如何才能培養民眾的國防意識？
   
        馬駿：做點實事。國家要強大，需要強大的軍隊，我們要給強大的軍隊做后盾。后盾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不是口號。中國是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但卻是唯一一個沒有 “陣亡軍人紀念日”的國家。如果在這一天，讓我們的孩子打著隊旗去看望我們的軍人，去幫助一下軍屬，以此來傳達一個信號：軍人光榮，軍屬光榮，讓士兵安心服役。這就是人人關心國防的體現。
        我記得這樣一件事情。2004年，一位云南的老太太，在兒子戰死25年之后，才得以來到兒子的墓前看上一眼，她第一句話就是：孩子，媽媽來晚了。老太太兒子的墓地其實也在云南，但老人家家徒四壁，一直沒籌夠去兒子墓地的路費。這種事情讓我們心里一直在流淚。他兒子如果不死，百分之九十不是個款兒，也不是個高官，但百分之百是支撐家里的脊梁。我所說的這件事，正說明了要加強公民的國防意識。
        記者：我們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觀察到，城市里的很多人防工程，比如人防車庫，被開發商拿來出售，你覺得這是不是也是國防意識薄弱的表現？
        馬駿：你說得太對了。在西方，像英國、美國，如果這樣的大型建筑（指博覽中心），必須有防空的設施。如果沒有經過軍方的批準和蓋章，是使用不了的。但在我們國家，比如中山市人防辦，有幾個戳是他蓋的？
        記者：也有人說，現在是和平年代，沒必要那么緊張吧？
        馬駿：戰爭的特點，就是準備1000 天就只為了1 天，甚至是半天。一個國家可能10 年、20 年不會遇到打仗，但是一旦打一次仗很可能要你的命。 這是軍人的職責，一輩子就要為很可能不會出現的這場戰做準備。要不然要軍隊干嗎？我們算一算，如果10 年不打仗就 10 年不養兵，行嗎？和平年代要居安思危，包括老百姓。現在，很多城市的人防工程都流于形式。
        網民要理性愛國
        記者：目前，從網上看，一方面是網民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另一方面則是他們對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您覺得原因何在？
        馬駿：民眾事實上不應該過于關注外交。外交有兩個特點，一是時效性，另一是機密性。這就決定了外交只能是少數人的外交。但是，民眾如果異乎尋常地關注外交，肯定是國家"感冒"了，臨床癥狀出來了。其原因可能有兩方面：

        其一、因為外交政策出現重大失敗。比如，美國人上個世紀60 年代初開始反思越南戰爭。他們問自己的政府，為什么要打越南。當他們發現，政府無法給一個合理的解釋時，美國人反戰情緒一下子高漲起來。其二、民眾關注外交反映內政出毛病了。老百姓對內政積怨多，又沒有辦法尋求解決方案，沒事就關注外交。

        所以民眾如果關注外交，并不是說民眾關心國家大事，不能這么簡單理解。

        記者：那您覺得中國目前的情況怎樣？
        馬駿：近年來，中國沒有重大外交失誤，特別是科索沃事件后，國際戰略藝術已經很嫻熟了，有的問題處理非常漂亮。雖然有的時候，我們也會有"不解渴"的地方，但那都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場上，決策層站的是從全局的角度看待問題，角度不同。
        目前關鍵的問題還是內政。醫療、教育、住房已經成為百姓生活支出中的 "三座大山"。根據社會學理論，如果小資產階級不滿現狀，并且想改變現狀，不惜毀滅自己，這是最可怕的。大資產階級不干，為什么？很簡單，家里壇壇罐罐太多了，他舍不得啊。
        至于網民的民族主義情緒，我認為民族主義是雙刃劍。善御者，則自強；不善御者，則自傷。弄好了，是利器；弄不好，把自己的手給割了。更可怕的是民粹主義，狹隘的愛國主義。
        借此機會，我想向網民呼吁，我們要理性地愛國，拿出大國的自信行為，你說我好也罷，說我不好也罷，對我不重要，無所謂。重要的是我認為這件事情做得對不對。
        執政黨的自我糾錯能力是國家生命力所在
        記者：您說過，雖然整個清朝沒有一個昏君，GDP 也占到世界的32.9％，但是因為這個朝代已經沒有生命力了，所以最終走向滅亡。但是，您還說過，國家的生命力取決于經濟能力，您所說的經濟能力不是指GDP，是指什么？
        馬駿：是觀念、體制。體制是什么？把人和物結合在一起的最佳東西。大清國的體制機制爛得差不多了，沒這個生命力。
        記者：您覺得中國目前的國家生命力體現在什么方面？
        馬駿：中國的國家生命力體現在，執政黨能認真總結自己的過去，按照科學發展的觀點去看待自己的未來。比如，十七屆四中全會有一句話：過去正確，不等于現在正確，現在正確不等于永遠正確。提出這個理念，意味著執政黨在不斷修正自己。承認自己有錯誤不是他不強大的表現，而恰恰是他強大的表現。所以，我們黨提出了，只有改善黨的領導，才能加強黨的領導。這就是軟實力。
        但是，在中國，特權意識同樣存在老百姓腦中。這是傳統封建集權專制文化帶來的。比如，開軍牌車的戰士很多是農村來的孩子。一開上軍牌車，他們就認為可以不遵守交通規則。因此，一方面，公權力不能濫用，要束縛住它。另一方面，民眾自身也問一問自己，我們做得怎樣，我們對公權力有沒有欲望？
        記者：也就是說，國家的生命力，不僅僅體現在執政黨的自我糾錯能力，同樣也體現在民眾的自我反省能力上。
        馬駿：對。中國和西方不一樣，西方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時期就知道，我的權力來自民眾，他們有歷史基礎。而我們呢？"民主"這兩個字還是孫中山先生引進的。
        孫中山開啟民主的先河
        記者：對孫中山，您如何評價？
        馬駿：這是我第5次來中山，每次來，我都要到翠亨去。我為什么對中山這片土地感情很深，因為我對中山先生真是非常敬佩。我1995年第一次來，就是奔著孫中山故居去的。
        孫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雖然沒有真正領導過民主共和國，但是他開啟的民主的先河，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他是"盜火者"，這個民主的火種，是他從西方拿來的，我佩服就佩服在這。他貢獻很大，怎么說都不過分，后人在他開拓的道路上往前走。他盜了一個真正的火種，而不像洪秀全，盜了一個假火種。
        記者：5次來中山，你感覺有什么不同？
        馬駿：中山經濟發展很快，這次來感受到文化氛圍也很濃。中山還應打造自己獨特的地域文化。我覺得，在中山感受中山先生沒有在南京感受那么深刻。這方面，不僅僅是地域命名就可以了，在這方面政府一定要有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