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沒出息，在大人的誘導下，總想長大了不勞而獲。其中最神往的一個夢想，就是穿著白大褂，坐在辦公室里，隨便按按電鈕就算是在工作了。所謂“長大了要當科學家”，并非真有什么宏圖大志，根子還是懶。

眼下經濟危機襲來，濁浪滔滔，舉世倉惶。看得清楚全貌的人不多，但能把幾個電鈕侃得眉飛色舞的人很多。這些人就是經濟學家，這些電鈕就是“利率”、“稅率”、“政府投資”、“消費券”之類。說得規范點，就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行政政策”。

我至今酷愛玩光榮公司老掉牙的DOS版游戲《三國4》。我知道“政治值”最高的蔣琬和諸葛亮兩個角色如果一起放到“內政”模塊里，每個月會讓該城市的商業值猛增若干。我同時也知道：真實世界的經世濟民之策，絕不會如此簡單。

所以我總是疑心，那幾個電鈕真的管用嗎？會不會象我小時候那樣，僅僅是對電鈕魔力的一種盲目崇拜呢？那些電鈕和房間外世界之間的聯系真的存在嗎？

這樣的猜測很無知。不過我還真有幾個例子：

例子一：去年年底，溫家寶總理曾經親自跑到浙江去接見民營企業家。老爺子關門第一句話是：“今天沒外人，你放心講，說實話。”這是前不久《中國經營者》在采訪浙江奧康鞋業時，總裁王振滔對我們講的一個段子。國家領導人尋求真相的急迫感，令人印象深刻。我奇怪的是：他們要了解企業情況，為什么不在北京問統計局長和央行行長？而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地方上召見企業家？天可憐見，這還真不是作秀。他老人家的眼神里還真有一句詩：“國有疑難可問誰？”。每當中國的經濟發生重大異動，中國最高領導人往往就不得不頻繁下去“調研”。有時候，九個政治局常委都在下面考察和接見企業家。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了解真相。在電鈕和真相之間，為什么是這種手工操作的關系呢？偌大國家的經濟神經系統是干什么吃的呢？

例子二：從去年下半年到現在，很多財經類雜志都在報道廣東部分企業的倒閉風潮，但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卻說“倒閉的都是落后企業”。言下之意，我們沒事兒。類似的現象還出現在另一個中小企業聚集大省浙江。一方面，倒閉關門的消息源源不絕于耳，但浙江省官員卻表示：“根據統計，到目前為止，全省非正常死亡的企業數量為99家。”面對這些彼此矛盾的信息和判斷，到底哪個是真的？到底哪些是可信的？溫總理那么大的領導，那么大的歲數，真不忍心讓他做這么難的智力題。

例子三：奧巴馬在競選的時候，承諾選民要增加250萬個就業崗位，此后計劃日漸龐大，這一數字也隨之增加到了420萬個。英國首相布朗在1月宣布新政時，目標是“增加10萬個就業崗位”。目標明確、計算精準。而在中國呢？籠而統之，只能提出一個“保八”。某接近高層的人物曾經在飯桌上淡淡一笑說：“保不保得成八，還不是一句話的事？”這話只怕也不完全是戲言。2004年，國家統計局突然宣布將GDP數據調高16.8%。當時的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解釋原因是，“常規統計中第三產業存在明顯的漏統問題。”如果當時的漏統造成了如此大的偏差，那么在今天，數據采集和統計方法都沒有重大改進的情況下，我們有什么理由去相信統計局今天不會出同樣的誤差？數字如此隨心所欲，難怪總理要親臨一線，殷殷問詢。

數字真不是個小事情。因為管電鈕的人，憑借的就是幾個數字。

君不見，2008年上半年，宏觀面上“防通脹、防過熱”，一個勁兒地勒韁繩；微觀面上的企業即便已經水深火熱，又如何上達天聽？年初，王石就怒目圓睜地喊：拐了，別踩了。下半年回頭一看，果然多踩了幾腳，果然——拐了。

黃仁宇寫《萬歷十五年》，把社會能否“在數目字管理上”看成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今天看來，這個目標完成得有限。說句公道話，這并不是統計部門的責任。說到底，是中國社會微觀層次的信用整合還欠火候。

個人和個人之間，企業和企業之間，地方和中央之間，“利益為體，數字為用”，這是個習慣，也是一種文化。王安石被這個文化害得半死，張居正被這個文化氣得半死，這都不要緊。要命的是，中國畢竟已經有一只腳踏進了現代社會。當那些把數字當真的經濟學家從美國學成歸來，當擺在最高決策者面前的那幾個按鈕也是西方進口來的時候，問題就真嚴重了。

治國者總是盼治心切。通脹了，危及升斗小民，一個電鈕趕忙摁下，結果過頭了。衰退了，趕緊眾人拾柴，又一個電鈕按下去，結果又過熱了。當先進的按鈕遭遇一個破溫度計的時候，不是要急死人嗎？手感再好的廚師，也不能這樣考驗人家的手藝啊。

改革開放三十年了。從“一死就放”到“一放就亂”又到“一亂就收”再到“一收就死”，這十六字咒語纏繞中國經濟也三十年了。

在大家都談宏觀經濟的時候，也應該想想：這到底是腦袋的毛病？還是神經的毛病？該在腦袋里胡亂琢磨按鈕，還是該到神經科也去掛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