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0日，中央紅軍長征出發一個月之后，程子華、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按照中央指示，對外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西越平漢路實行戰略轉移，開始西征。

三路力量之中，徐海東一路風一路火首先打到陜北，成為對中國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三人團就紅軍突圍緊張籌劃且激烈爭論之時，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卻天天天不亮就在會昌城外爬山，并寫《清平樂》一首：“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1958年，他對這首詞作批注：“1934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

手書自作詞：《清平樂·會昌》8月1日，出席瑞金“紅場”──大埔橋舉行的閱兵典禮后，為《紅星報》親筆提詞：“敵人已經向我們的基本蘇區大舉進攻了。我們無論如何要戰勝這個敵人。我們要用一切堅定性頑強性持久性去戰勝這個敵人。我們這樣做一定能夠最后的戰勝這個敵人。最后的勝利是我們的。英勇奮斗的紅軍萬歲！”

眼見危機，又眼見自己的意見無人聽，甚至無人來詢問自己，內心之痛苦，旁人難察。

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與一樣，也未能進入三人團。

在討論有多少紅軍部隊參加脫離根據地的西征時，李德與周恩來發生了尖銳分歧。李德主張只以中央紅軍一、三、五三個主力軍團線，他設想在外線作戰打開局面牽動敵人之后，主力還可以返回。周恩來沒有明說，但內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擊外線，便很難返回。所以他主張撤退整個蘇區。

反“圍剿”戰斗中的工農紅軍。應該說周恩來是對的。后來留在蘇區的力量，在敵人重兵“圍剿”下損失極其沉重。當時的實情是留得越多，損失越大。

李德也不是毫無道理。突圍的野戰部隊如果伴隨擁腫，失去機動，損失也要增加。紅軍長征初期受到的嚴重損失，也證明了這一點。

負責組織工作的周恩來面臨兩難。

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滿兩難。

后來有兩種互相矛盾的議論圍繞在周恩來周圍。一種說他組織的撤退工作所攜東西太多太細，使紅軍大隊行動緩慢，遭到不必要的損失；一種說撤退工作組織得太傖促，該帶的沒有帶，不該帶的卻帶了很多。對這些議論，周恩來很少說話。他從來不是那種品頭論足的人。屬于他的從來只是工作，而且是越來越干不完、越來越堆積如山的工作。從第四次反“圍剿”始，已經被排擠出了決策圈，他必需苦撐危局。有些指責是對的。有些指責，卻僅僅因為他做得太多。

李德是中國的宿命，周恩來也是中國的宿命。若沒有周恩來只有李德，中國革命該怎樣涉過那些激流險灘呢？

9月16日，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談三件事。 一是說明國際“七大”延期召開的原因。二是要中共中央暫時不要給滿洲省委發指示，同時川、陜蘇區應聯系起來，“打通川陜蘇區與新疆的聯系”，這是“中國革命有偉大意義的工作”。最后是國際在莫斯科出版了文集——《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同志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的美觀的書”。這是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最后聯系。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美國人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其《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說：“1934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級弗里德·斯特恩德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沒有人來接替了。無線電轉送電報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的，事實上就是掌握在兩個中國人手中，他們在莫斯科工作過。一位名叫李竹聲，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另一個中國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維奇。6月，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聲，在死亡的威脅下，他供出了電臺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電臺被破獲，從此結束了上海局的活動，中斷了莫斯科與中國的聯系。”

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李竹聲和盛忠亮叛變后，上海局機關遭到嚴重破壞。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中斷。

但中共中央還是一直保持著與上海局溝通聯絡的能力。當時中央紅軍共有電臺17部，留3部給堅持中央蘇區斗爭的項英、陳毅、劉伯堅，14部分別配屬軍委總部和一、三、五、八、九軍團。后來在湘江戰役中損失嚴重，部隊大量減員，軍委下令把笨重的發電機、蓄電池埋掉，對上海方面無回音的呼叫才完全中斷。

所以在莫斯科發號施令的王明說，他聽到上海日文《新聞聯合》通訊社1934年11月14日所發布的消息，才知道紅軍撤出了中央蘇區。該消息說：“向四川省進發的中國紅軍主力，在11月10日放棄了過去中央區的首都瑞金。”

戰略轉移是后來的說法，當時講的是“突圍”。對這一決定的保密很嚴。李德回憶，突圍的傳達范圍只限于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委員；其他人包括軍團一級軍政領導干部，也只知道他們職權范圍內需要執行的任務。所以政治動員，思想教育都忽略了；也沒有在干部戰士中進行解釋工作。為什么退出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也必須看到那是一個非常時期。在四面合圍的敵軍已經將中央蘇區壓縮到一個很小范圍之時，保守行動的秘密和突然性，就是保護黨和紅軍的生命。保密決定并非一無是處。所以即使抓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李竹聲和盛忠亮，也仍然沒有弄清楚紅軍下一步的意圖。中央紅軍的最后決定，連上海局也不清楚。

10月10日，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主力紅軍5個軍團和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開始了向湘西的“突圍”——既后來所說的戰略轉移。

10月25日，通過國民黨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離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感慨萬千地說： 從現在起，我們就走出中央蘇區啦！

忙碌的周恩來一言不發，更加忙碌。他組織了龐大的撤退計劃，攜帶了過多過細的東西，個人行李則簡單到了不能再簡單：兩條毯子，一條被單，作枕頭用的包袱里有幾件替換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絨衣。

李德也留下一段評論：“就當時來說，其實沒有一個人哪怕只是在夢中想到過，要北上抗日。雖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號，但決不是黨和軍隊領導者的軍事計劃”；“突圍的目的，只限于沖破敵人對中央蘇區越來越緊的包圍，以獲得廣闊的作戰區域；如果可能的話，還要配合已由第六軍團加強了的第二軍團，在華南的湘黔兩省交界地區創建一大片新的蘇維埃根據地。”

誰也不知道一旦邁出第一步，就要走上兩萬五千里。最初稱為西征，軍隊也叫西征軍、或西方野戰軍。

開始的無疑是漫漫苦難。也是耀眼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