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事件的持續熱議，表面上表現出大眾對私營企業主（家）的命運以及中國金融制度變革的期待，而其背后，則關乎中國改革能否持續進展的問題。想起當年一群學者試圖通過翻閱馬列著作來證明雇用八個人是否算剝削的“嚴肅”時刻，以及30年來眾多企業家的沉沉浮浮，無一不糾纏著進一步改革的方向問題。而這些事件的大部分后果，都如同一百年前清政府對康梁的態度——不用其人，而因其政。事件當中的人，大部分為進一步改革“犧牲”了，卻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某一項事情的變革。

    從總體看，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在持續的對外開放過程中對內放權。所謂改革，其實就是逐步還權于民的過程。這一過程中，權利的回歸，有時候是上位者主動行為的結果，但大部分是來自民間的洶涌力量持續推進的結果。在這其中，私營企業主（家）基于個人權益和財富增長的需求，對于政治經濟改革的需求和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無論是當年的國退民進還是近年的國進民退，皆可用“春江水暖鴨先知”這樣的典故來描述。

    說“私有企業觸碰著真實的文化”，不是鄙視國有企業，也并不是說國有企業沒有真正的文化。而是說，由于壟斷、補貼、資金實力及政商關系等等因素的存在，相對于私營企業而言，國有企業生存和發展環境存在著諸多“不真實”的成分，無法象大部分私營企業那樣全面、真實、痛楚地感受到社會文化及其變遷的影響。因此，從這個角度說，私營企業的文化存在及其演進，能夠真實地反映轉型時期中國企業的真實生存環境。與這種“真實觸碰”相關和可以延伸討論的問題可以有這樣一些方面。

    1.政商關系：由于強大的公權力的存在，自古至今，商人與政府的關系一直就是影響企業成長的重要變量。改革開放以來的諸多企業的生生死死和企業家的坎坷命運，也在持續演繹著這樣的故事。這樣一種對于私營企業來說絕對屬于“戰略”的問題，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影響著私營企業文化的存在與變化。

    2.法律與法規：如同諸多學者在吳英事件中所討論的一樣，私營企業的成長，時不時地要觸及現行的法律法規。在這些桎梏面前，生存還是死亡，不同的企業家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也有著不同的歸宿。

    3.社會民眾與輿論環境：在大部分的文化環境中，創富過程一般都會伴隨著羨慕—嫉妒—恨的過程。目前的社會民眾和輿論環境，已經逐步演化到了第三階段，就是從原來羨慕富人、群起而致富，過渡到了“仇富”的階段。在這一過程中，私營企業家如何看待這樣的社會環境以及采取怎樣的態度，將直接決定著企業的成敗。目前來看，絕大部分的私營企業家還不敢象佳能的掌門人御手洗富士夫那樣希望國民改變些什么，因為2008年的王石給了他們足夠的教訓。

    4.員工：上述三個方面，就是所有私營企業員工的生存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大部分員工的職業價值觀，就像我們看到的大部分社會民眾一樣，處于一個轉型、學習和變革時期。一方面，人們身上還存在著反對一切剝削、希望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大家也接受了一些基于市場經濟的交換、市場、職業、契約等等意識。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私營企業員工的管理，相比西方成熟市場條件下的企業來說，就多了許多教育甚至教化的成分。但是可惜的是，這些教育和教化，大部分還沒有擺脫傳統的思路。企業家賴以“教育”的內容和方式，自然狀態的多，向后看（力圖從傳統中找）的多，而睜眼看世界（學習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少。

    5.企業家擺脫傳統和創新的能力：上述所有方面，都需要落實在企業家擺脫傳統和創新與創造的能力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私營企業家，不僅要有商業智慧，還必須具備足夠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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