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前言：這世界上只有三只蘋果，第一只蘋果被伊甸園的亞當夏娃偷吃了，第二只蘋果砸在了牛頓智慧的腦袋上，第三只蘋果被喬布斯輕輕的咬了一口。。。

蘋果公司前CEO史蒂夫.喬布斯是一個有無數“粉絲”但幾乎沒有一個朋友的人。與他近距離接觸過的人都強烈地感受到他一身的惡習，而且也沒有什么獨特的才能。在與他共事的人寫的回憶錄里，我們都能看到這個英雄如何欺世盜名的諸多故事。

　　問題在于，所有關于喬布斯如何欺世盜名、如何卑鄙下流的故事并非什么秘聞（《時代》第一次把他作為封面人物時就順便提到了這些事實），但似乎絲毫無損于他作為英雄、偶像和教主的形象。蘋果的“粉絲”接觸到的只是那些“酷得令人發指”的產品，進而真誠地覺得首發式上手拿著這種產品激情飛揚地“布道”的那個人也是“酷得令人發指”的。即使他身上有什么污點和缺陷的話，那污點和缺陷也散發著幾分酷意。

　　與他近距離接觸的人可不這么看。據說蘋果公司的員工唯恐與喬布斯同乘一部電梯，因為他會尖銳地向你發問，如果你的回答不合他的心意，你可能還沒下電梯就被開除了。這個說法多少有些妖魔化的嫌疑，但蘋果員工不愛與喬布斯一起乘電梯的另一個理由卻是真實的：喬布斯深信自己長年吃素身上不會有異味，所以他極少洗澡。這個事實生動地反映了喬布斯的思維特點：他深信的東西你必須深信，如果你的感受和體驗不符合他深信的事實，那一定是你的感覺出了問題。這樣說既不是對他的指責，也不是對他的褒揚，而只是說明一個事實：喬布斯總是不合于流俗，反抗流俗，甚至完全視流俗為無物，這是他自少年時代就養成的第二天性。他的所有長處和短處、他獲得的所有機會和遭遇的所有威脅，都與這個習慣有關。喬布斯愛開奔馳600，所以他常常面臨著找不到適合如此寬車身的車位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對他來說從來不是問題，因為他把車停在專為殘障人士預留的車位上，問題就解決了。有道德感的人會覺得他是一個惡棍，其實與其說他是一個不道德的人，不如說他是一個視道德為無物的人。借用尼采的話說，他無視善與惡的奴隸道德和庸人倫理，他的視線永遠落上“善惡的彼岸”，而“善惡的彼岸”只有“美”與“丑”、“超群”與“平庸”，用今天流行的話來說就是“酷”與“不酷”。

喬布斯11歲的時候，他以不停地哭鬧（一直到他成為蘋果公司的董事長，他都保持著這個習慣）逼迫養父母搬家，理由是他不愿繼續上原來的學校了。養父母總是遷就這個領養來的寶貝，就搬了家。上帝保佑，如果不是這次搬家，他就不會認識他同學的鄰居史蒂夫·沃茲尼亞克，那么世界上就沒有蘋果公司。到了上大學的時候，他故伎重演，拒絕上著名的柏克利大學，原因是這個大學離家太近，他的很多同學都上這所大學，他堅持要到遠在俄載岡州波特蘭市的里德學院，這是一所學費奇貴的私立大學。養父母只好把所有的積蓄拿出來為他交了學費。進到這所大學后，他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如何在這所與眾不同的大學表現得與眾不同。于是他開始吸食毒品，研究東方神秘主義哲學（正是在這個時候，他讀到了鈴木大拙寫的《禪道》和《禪學入門》）。上了一個學期，所有規定的功課都不及格，于是他決定在這個學校里當一個退了學但繼續混在學校的“學生”——準確地說，是一個長發齊肩、與極少數“杰出學生”一起下IBM 公司正在流行的一種德國棋、參加當地印度教派的聚餐、在波特蘭附近一所農莊里與一些反戰人士一起體驗自給自足的家耕生活，同時通過吸食毒品和打坐冥想，尋找如夢如幻的神秘體驗的學生。

　　喬布斯的同學早已看出，喬布斯心里有一種深重的自卑感，因為他知道自己是被人領養的私生子。著名心理學家、《自卑與超越》的作者阿德勒認為，每一個人的自我都是由三個“我”組成：自己眼中的“我”、他人眼中的“我”和想在他人眼中呈現的“我”。如果一個人的這三個“我”重合程度相當大，那么它的人格就是相對合諧和健全的。如果這三個“我”的差異和沖突相當大，其內心的焦慮和自卑感就越大，其超越的沖動也就越大。超越方式的差別，就決定了其人格的差別。一種可選方案是，處于自卑和焦慮狀態的人把他人作為假想敵，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當下的處境和狀況歸罪于他人，用一切可能的攻擊性思維、詆毀性言語和挑釁性行為，想象性和實踐性地壓倒和戰勝他人；另一種可選方案是，處于自卑狀態的人坦然承認自己的缺陷，把自己的缺陷看作是對于他人的某種虧欠并盡力加以彌補，同時把他人想象為憑自己的誠意可以贏得的合作者和贊助者，通過建設性思維、贊賞性語言和合作性行為，逐漸實現對自卑的超越和三個 “我”的重疊，從而實現與他人的共贏和多贏。

　　兩種選擇決定兩種人格類型（每種類型又分為數種亞類）。喬布斯顯然屬于前一種，即怨恨型人格。這種人格的極端型態是英雄型人格（后一種類型的極端型態是圣徒型人格）。他把讓自己感到自卑的“與眾不同”強化，以挑戰、壓倒他人的方式重新定義“與眾不同”，努力讓自慚形穢的“與眾不同”散發出令他人驚異、折服的光彩，讓他人對“與眾不同”的自己刮目相看，從而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實現三個“我”的統一，最終驅除內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

　　喬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經一起吸毒、一起去印度朝圣的丹尼爾·科特克說：“可以確切地說，史蒂夫心中總是裝著他的蘋果電腦。從更深層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內心總有一種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這種不安全感使他必須出去闖蕩以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另外，由于他從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養的孩子，他的行為并不被大多數人理解。”

    值得指出的是，對自卑的這種超越方式是“結果導向”的。即只要達到目的，用什么方式無關緊要。所以英雄型人格常常都帶有明顯的流氓和竊賊的色彩。這樣的“英雄”盡管不容于周圍的人，但常常能夠出奇制勝。

　　喬布斯的中學同學布魯斯·柯切歐回憶他時說，“有一件事時常在我腦子里浮現。那是一個濃霧的日子，我們是高中新生，班上所有的男生都繞著運動場跑步。突然間，在我前面的喬布斯回頭看，因為霧太大看不見體育教師，他就席地坐下休息。我想這個辦法不錯，也跟著他坐在地上。我們倆就這樣坐著休息，看著別的同學擦身而過，等到大家繞了一圈跑回來時，我們再站起來插入隊伍。我們都按部就班地埋頭苦干，但他就是有辦法偷賴，而又能讓他們覺得他全力以赴貫穿始終。”

　　多年以后，喬布斯又將這種“王者歸來”的故事重演了一遍，不過這一次喬布斯演得無比精彩。

從麥金托什機（Macintosh）問世到1994年這十年，對于蘋果公司來說是“失去的十年”。蘋果公司的硬件主導的思維（電腦本質上是一臺機器，電腦軟件只是這種機器的一種輔助零件而不是一種獨立的產品）把本來是引領個人電腦潮流的蘋果公司引向了末路。本來，麥金托什機的卓越之處主要在于它的軟件（圖形界面的操作系統）而不是硬件，但包括喬布斯在內的蘋果的領導人相信，這臺打敗IBM的PC的電腦是徹頭徹尾卓越的機器，所有用戶應該也一定會完完全全地購買這臺機器，而不是購買其附屬的部分（軟件）。這種觀點有一個潛臺詞：整個PC整機市場屬蘋果一家獨占，其他廠商都該出局。這種自負是致命的。你（們）死我活、唯我獨尊的競爭思維讓蘋果失去了確立行業標準，搭建行業平臺，繼而在這個平臺上獲得行業領導力的機會。唯我獨尊的預期導致的是自我放逐。在軟件技術上至少領先微軟10年的蘋果在此后的10年中，讓模仿麥金托什機的操作系統微軟獲得了平臺領導的資格，與英特爾聯手，成了行業中統領“猴群”的“大猩猩”，而蘋果成了偏安一隅的“狒狒”。當微軟推出Windows95時，蘋果已經奄奄一息了。喬布斯被逐出蘋果后，創立了NeXT公司，在Wintel的產業生態中，這家公司與蘋果公司一樣茍延殘喘。1996年，喬布斯游說蘋果公司的CEO阿梅里奧買下NeXT公司，一起抗衡微軟。病急亂投醫的阿梅里奧相信了喬布斯的話。但買下NeXT公司并沒有讓蘋果公司有些許好轉的跡象。在喬布斯策動下，董事會解雇了阿梅里奧，并請喬布斯回到蘋果。當時業界和媒體一致不看好蘋果，Western Digital公司的CEO哈格蒂說，“蘋果公司仍然有機會改寫歷史。但是它需要雇用上帝來完成這項工作。” 一家媒體這樣說道：“蘋果公司不能沒有優秀的日常事務經理、夢想家、領導者和政治家。唯一有資格經營這家公司的人早在2000年前就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了。”

　　喬布斯雖然急著回來執掌大權，但他也不知道蘋果的出路在哪里。于是他選擇了可進可退的位置，不是擔任公司的CEO，他在經營他的另一家公司Pixa的同時，擔任了蘋果公司的“臨時CEO”，在“臨時”三年多之后，看到蘋果的局勢明顯好轉的時候，他才宣布摘掉“臨時”二字，正式入主蘋果。

　　蘋果的起死回生，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喬布斯的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很難說是“決定性”的。喬布斯在12年放逐中歷經磨難，也享受了成功，再也不是當年那個極度自負、自戀又自卑的“狂夫”了。以前他相信公司憑著一項天才的發明就能夠吸引、征服所有的用戶（他的名言是“當貝爾發明電話的時候，他做過市場調查嗎？當然沒有。”），現在他意識到一個公司可以憑某個天才的發明起步，但穩健持續的成長一方面要靠團隊合作（“蘋果公司就是一支團隊”），另一方面必須順應產業的趨勢和用戶的需求。他看到有幾種因素正悄然改變了計算機的行業生態：一是互聯網，一是用戶對個性化、時尚化的追求。這種趨勢體現在他在Mac前面加的這個“i”——兼指Internet(“互聯網”)和i（“小我”，“個性化的我”）。當喬布斯在Mac前面加上i的時候，實際上是給蘋果注入了一種新的文化基因。在一定程度上說，蘋果公司的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那種唯我（公司之我、喬布斯本人的個人之我）獨尊的文化逐漸轉化成另一種唯我（消費者之“我”）獨尊的文化。

　　應該說，蘋果公司在成立之初，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備這種崇尚“小我”的基因：讓使用計算機不是極少數人的特權，而是人人都擁有的權利。正是蘋果開始了個人電腦革命：如果說蘋果I和蘋果II時讓普通人購買得起電腦，那么麥金托什機則讓普通人都能操作電腦。它透露出這樣一種設計思路：最好的技術是讓人感受不到的技術，它提供的是一種KISS（Keep It Simple，Stupid，即保持簡單易用）界面。但蘋果企圖在市場上一家獨大的心態既是對生態的無視，又是對用戶的無視。蘋果對“小我”的強調（麥金托什機的廣告就是以砸爛“老大”為主題），更多的出于一種從蘋果自身出發的“革命” 立場（即通過打倒老大來確立自己新的“老大”地位），而不是出于用戶的立場。這種“唯蘋果獨尊”的傾向在蘋果III和Lisa電腦上表現得更加明顯。蘋果由此走上了一條自絕于產業生態和用戶的自我放逐之路。

　　喬布斯重回蘋果之后推出的“i系列” 產品（從iMac到iPod再到iPhone），激活并放大了蘋果公司崇尚“小我”的基因，蘋果的設計理念走向這樣一種理念：用戶要的不是技術，甚至不是電腦，而是利益的最大化和體驗的最優化。

喬布斯在1974年去印度朝圣，結果失望而歸。他打消了借助某位大師或某種宗教來解決內心的困惑和不安，相信只有通過個人的修煉、直覺和頓悟獲得真諦。他重新對強調“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禪學產生了興趣，并跟隨來自日本的禪道師父古文知能學禪。禪強調直覺和頓悟，但要達到“頓悟”又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通常要經歷“見山則山”到“見山不是山”再到“見山還是山”的三個階段。喬布斯的職業生涯經歷了三個階段：創立蘋果公司，被逐出蘋果公司，重回蘋果公司。當蘋果還是蘋果的時候，蘋果已不是當初的蘋果，Mac還是Mac又不是當初的Mac（而是iMac）。從Apple I到iPod，從“蘋果電腦公司”更名為“蘋果公司，”表明喬布斯已逐漸參透了他的“禪”。“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在喬布斯那里變成了一種獨特的技術和設計思路：No Button（“無需按鈕”）。“按鈕”是電子設備“天然標志”，但用戶要的不是按鈕，而是“直指人心”的功能、效用和體驗。所以iPod的外型設計極其簡單：使用者“所見即所得”，只看到一個屏幕和一個“唱片”（其實是一個隱形化的按鈕加觸摸操作盤）。IPhone把No Button技術和設計理念貫徹到極致：一部只有屏幕沒有按鈕的手機。

　　喬布斯在任何公開場合穿的那件圓領T恤衫（與翻領T恤不同，它沒有一個鈕扣），其實是他隨身攜帶的旗幟，這是一面“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旗幟，但人們都知道上面寫著什么——No Button。

　　這就是這位“蘋果教”教主的“禪”。

　　他真的參透了，大徹大悟了嗎？未必。安迪·格魯夫曾這樣評價喬布斯：“史蒂夫永遠是史蒂夫，他唯一可能的變化是頭發變得更少。”他真的克服了內心的魔障，并帶領蘋果走出了魔障嗎？蘋果的盛況還能持續多久呢？

                   （文章節選自《21世紀商業評論》作者吳伯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