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到底在焦慮什么？　　今天下午，特朗普表示，美國財長姆努欽和貿易代表萊希澤將在數日內率代表團前往中國就貿易問題進行磋商。

　　不過，此行成果究竟如何，還有待觀察。如此前有專家所說，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摩擦問題背后，有可能是美方全面對華策略的調整。

　　今年2月份，美國前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與前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雷特納，在美國《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重估算：北京是怎樣讓美國期望落空的》的文章。文章雖然不似特朗普政府的《國安戰略報告》般“咄咄逼人”，但其行文，同樣以美國視角審視中國的發展道路，并對此表達出“失望”。閱讀此文，也能看出目前美國對華戰略的深層邏輯。

　　俠客島對此做了翻譯和摘編，分享給大家。

　　綜括

　　“美國一直期望能夠決定中國的進程，但是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能力。” 開篇第一句，作者就為全文定下了基調。

　　為此，文章從兩個維度舉了例子：

　　二戰后，美國派特使喬治·馬歇爾前往中國，期望兩黨達成和平協議；朝鮮戰爭期間，杜魯門政府期待阻止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越南戰爭期間，約翰遜政府相信中國會限制在越南的參與。但在這些事情上，中國都讓美國很“失望”。

　　尼克松政府也曾對中國下過樂觀的賭注。尼克松和基辛格認為，與中國友好，可以在中國和前蘇聯之間設置障礙，讓中國更親近美國。總之，美國人認為，憑借美國的實力和霸權，美國可以把中國塑造成為一個讓美國喜歡的國家。但是歷史證明，華盛頓對自己實在太過自信。

　　一言以蔽之，無論美國祭出“大棒”還是“胡蘿卜”，都沒能如其所愿地改變中國。具體地，文章將之分成了三個部分來論述：經濟、霸權、挑戰國際規則。總的來看，可以分為政治和經濟兩部分。　　經濟

　　在市場經濟領域，美國對中國的“幻想”是直接而迫切的。段落第一句話即道出了真相：美國希望以加強與中國的商業合作為契機，促進中國經濟的開放和自由化程度。

　　比如，從1990年代小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開始，美國就認為，加強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對于促進中國的經濟改革至關重要。因此，美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幫助中國改善與外部世界的貿易狀況，包括2001年支持中國加入WTO，2006年從啟動與中國的高端經濟對話，并且在奧巴馬時代與中國建立了雙邊投資協定。

　　由此，兩國的雙邊貿易額從1986年的80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5780億美元，增長了超過30倍。

　　然而，這種僅有貿易額的增長，對于美國來說顯然是不夠的。他們還期待，中國能夠進一步加強經濟改革。但在作者看來，中國完全沒有做到他們預想中的經濟改革，比如“沒有履行入世承諾”，過多利用行政手段干預經濟，對國企支持力度太大，沒有對外企一視同仁。

　　不僅如此，他們還引用了去年美國商務部公布的一組數據，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企業認為中國政府對他們不夠友好，百分之六十的企業對中國擴大開放的舉措沒有信心。　　政治

　　政治領域的所謂“期待”自然更是落空。

　　文章稱，過去美國一直對中國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那就是只要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經濟，變得更加富有，那么其政治民主化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然而，目前的情況是，中國政府在完全保留其政治體制既有特性的同時，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機遇，極大地增強了自己的經濟實力。而這，反過來又加強了他們自身的執政合法性。

　　更讓美國感到危險的，可能還是中國的一系列國際戰略。

　　在文章看來，一方面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簽署核不擴散條約，并參與伊朗和朝鮮問題的斡旋；另一方面，中國建立亞投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并且，中國還明確表示，這些機構要建立自己的價值準則，區別于現有的、美國和歐洲的準則。

　　緊接著，文章指出，中國積極推動建造“世界級的軍隊”，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艦、謀求在南海進行軍事部署。這些無不顯示中國的軍事力量正在向美國靠近，而這是蘇聯解體以來未曾見的。

　　“中國領導人已經不再堅持所說的‘韜光養晦’，而是強調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于是，文章得出結論：中國謀求取代美國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機、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讓中國覺得美國必然衰落……中國領導人強調，中國的發展模式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　　應對

　　無疑，文章所列舉的一系列事件都讓作者產生了很大的不安全感。

　　“華盛頓現在面臨著現代史上最強大、最可怕的競爭者……華盛頓首先要放棄對中國一廂情愿的期待，接受以前對華戰略失敗的事實。其次，美國需要專注自己以及亞太盟友的發展。”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布，于作者而言，是一絲新的曙光。在他們看來，這一報告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是正確的一步。不過，特朗普政府的諸如縮小雙邊貿易赤字、放棄多邊協議、質疑盟友的政策，卻使得華盛頓變得越來越沒有競爭力。與此同時，中國卻在避免沖突中逐漸增強自己的實力。

　　因此，文章提出，美國必須面對現實，既不尋求孤立、削弱中國，也不再幻想讓中國“變好”；同時，美國應該更多地關注自己，以及盟友的權力和行為。

　　對于這一文章，國際社會也各有看法。比如，香港《中評社》就刊社論稱美國的這一政策很吊詭。此文同樣得到了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轉載。此外，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中心的一位資深研究員也認為，文章沒有正確理解中美過去四十年的歷史；外交關系協會的亞洲項目主任易明則撰文稱，這相當于把洗澡水和孩子甚至澡盆一起倒掉，有失公允。

　　事實上，在島妹看來，這與鄭永年教授所說的西方的新冷戰思維有著頗多相似之處。鄭永年教授曾指出，西方既沒有能力圍堵遏制中國，也沒有能力改變中國。因此，一個可行的選擇就是把中國變成另一個“蘇聯”，這樣西方至少可以團結起來盡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國的擴張，并且也能孤立中國，與之進行一場新的“冷戰”。

　　從目前看，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顧慮是深層次的，是兩種意識形態，兩種思維邏輯的對立。可能中國需要向美國等西方世界解釋中國崛起的無害，但也可能，美國更需要換一下腦筋，接受一個多元世界的必然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