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孫立堅在復旦管理學國際論壇“經濟學院分論壇暨復旦自貿論壇第七期”上表示，自己為上海自貿區現在所做的事情感到擔心，并且表示，要關注上海自貿區未來能做什么。 　　孫立堅稱，上海自貿區現在所做的事情讓自己感到有一些擔心，我們沒有做一個系統的設計，而是還在拼湊改革方案，這樣一種分散性的決策方式會帶來巨大的套路風險，所以這一點我也想強調，一定要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資源配置，所有的部門要遵循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規律。 　　孫立堅指出，金融和實體之間的套路會帶來以下幾個局面，第一個局面，看上去貿易和投資活躍，但不能確定有多少是由真實的貿易和投資所帶來的結算的需求。 　　孫立堅表示，第二是預期管理的問題。這次上海自貿區在我看來就是政府職能轉變成功的案例，政府的信用決定了這場改革成功的關鍵，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和社會大眾以及所有參與上海自貿區和關注上海自貿區發展的所有的利益群體之間的互動關系。 　　“中國面臨的生存方式的挑戰，我們希望會在上海自貿區利用今天中美戰略對話的這樣一個溝通，通過開放來倒逼我們探索一條作為世界經濟的第二大國所應該進行持續發展的道路，如果說這個東西可以歸納，我們希望可以通過政策的補貼，政策的紅利，在全球的舞臺上繼續拼搏這一場全球化的紅利，可如果中國不能自娛自樂，永遠以自己的利益來拒絕全球的游戲規則，我們可能生存的空間會越來越小，所以如何在上海自貿區，通過中美戰略談判，接受一定的高標準，為我們將來生存空間打下基礎，這可能就是上海自貿區意圖的第二個所在。” 　　另外，關于上海自貿區金融有沒有必要搞金融的特殊性，孫立堅認為，金融是不應該放在負面清單里的，金融將來的改革會非常快的在全球展開，當然也接受國際統一的監管模式，銀行應該是巴塞爾協議，我們也認識到中國發展的階段，我們繼續要設定自己底線的管理水平，在這個當中，沒有必要在金融再搞一個洼地，金融的改革更多會很快在全國推廣，這點已經看到今天國家改革的意圖正在改變。 　　而相關對內滲透，孫立堅表示，“實體經濟先要進行全面的滲透，也就是對民營經濟開放，對民營資本開放，對海外經濟的開放。第一點就是李克強和習總書記應該爭取四種紅利，第一個就是我們失去了民營這樣一種資源型的成本優勢的時候，我們應該看到我們積累了大量的海歸人才和今后很好訓練的高校人才，如果能夠把這些人才為未來我們今天自貿區的創新業務，再帶動自貿區外部的創新業務的話，整個價值鏈是一個完整的、健康的、高附加值價值鏈的興起的話，中國未來我們長期利好的投資環境，我們能大大加強。第二個紅利，那就是全球化的紅利，在這個問題當中，我們有兩種方案，我們的高層領導希望上海自貿區不斷做兩種嘗試，第一就是自貿區能夠建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平臺，這些就是用投資全球化紅利替代貿易全球化紅利，另外一點就是要素知識產權，以服務要素為代表的去替代商品要素，去爭取新的全球化的紅利。第三個，我們要通過培育一個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資源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讓那些沒有戰斗力的僵尸企業、僵尸機構，讓政府一直拖著沒有效率的企業，退出占有資源的市場，一旦這個市場出現了一個結構優化以后，我們就會大大的發現擁擠的新稀缺的資源變得多起來，我在很多場合，也跟中國的監管部門講，中國應該接受違約率，違約率背后恰恰是中國金融體系優化的表示，違約率恰恰是我們優勝劣汰的一個機會，未來資源的紅利將通過優勢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原則。第六個紅利，就是市場規則的調節，過去金融歧視性的服務方式，尊重市場活力。” 　　孫立堅強調，長期以來經濟的復蘇都是靠政府的產業政策，貨幣的配套，以及市場對未來的預期的先期的消化，所以我們發現我們經濟的維持成本非常的高，我希望未來能夠通過把自貿區的平臺交給具有創新的企業，能夠站在這樣的一個舞臺上，以開放來帶動企業的創新能力的提高，這個可能帶來的可持續。 　　“對于上海自貿區，我們重點的不是關注現在我們能做什么，而是應該關注上海自貿區最大的信譽，我們未來能做什么，所以千萬不要在現在能做什么這樣一個前提下去設計我們這樣的制度安排，有時候這樣在一個市場存在著扭曲的格局下，所安排的制度環境是扭曲的，這樣一個寬廣的環境和道路的建設，先期能夠把它設計好制定好的話，如果將來整個全球經濟開始被中國新一輪的復蘇所吸收的時候，我們已經做好了制度的安排，所以我非常的充滿信心，只要我們堅定上海自貿區做大事情，做大戰略的格局，安排最最重要的制度的建設，未來這種業務的開展是時間的問題。”孫立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