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總署8日發布的數據顯示，5月份中國外貿出口1827．7億美元，同比增長1％，增速比上月回落了13．7個百分點。這一現象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一兩個月來豪賭人民幣升值、并通過貿易渠道“溜”進來的熱錢，在外管局和商務部強化管理的措施監督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在當今發達國家超低利率的貨幣環境下，熱錢進入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這樣匯率制度改革采取漸進式模式的國家，會變得越來越猖獗，對此我們付出的管理成本也會與日俱增。
    按理說，今天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跨國企業已經根據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建立了相應的供應鏈體系并產生了企業集聚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所以，短期內的匯率升值效應并不會產生趨勢性的貿易順差的明顯變化。相反，若美歐經濟復蘇迅速的話，跨國企業帶動的貿易順差(逆差)的擴大完全會遏制匯率升值對它們出口能力的影響。當然，如果匯率升值和其他要素成本出現長期上升趨勢的話，那么，跨國企業同步在全球各地進行供應鏈調整的話，那么，中國經濟也可能出現當年在東亞國家遭遇到的外資企業大規模撤出所帶來的本國產業空心化的問題。那時，中國經濟如果沒有出現本國企業大量走出去的現象，而且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又日益顯現，那么，貿易順差減少所帶來的經濟繁榮的格局也完全有可能實現。否則，中國貿易順差的下降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的活力在減弱。
    目前，我國貿易順差的變化，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受外部因素的影響非常明顯。尤其是當中國政府注意到地方融資平臺問題和房地產價格高企不落的現象而開始控制大規模投資的時候，我們就明顯看到貿易順差的減少是和經濟增長的放緩以及企業利潤下降都是同步發生的。也就是說，今天美日國家非傳統的量化貨幣政策和貿易保護主義強化措施以及吸引跨國企業的優惠措施形成的組合拳，確實從匯率渠道、投資渠道和收入渠道對跨國企業組織的全球貿易生產鏈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很多長期資金正在中國發生短期化的結構變化，它既是今天中國短期套利投機的主力軍之一，也是明天離開中國市場、造成中國內地產業空心化和金融市場價格波動的源泉之一。
    所以，面對中國經濟長達30多年來一直分享著這種“全球化紅利”逐步減少的趨勢，我們一定要未雨綢繆，在以下幾方面做出理性的應對行動。
    首先，中央決策層，在與歐美政府接觸時候，一定要強化提高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的自由貿易和實業投資的理念，而且一定要強化促進這種自由貿易和投資的雙邊合作機制，而不能給投機資本以錯誤的信號。比如，中美高層會晤時人民幣匯率都會出現規律性的升值趨勢，于是，干擾實體經濟繁榮的投機資本就會借“機”發揮。
    其次，為了盡快釋放投機的壓力，目前當務之急不是應該推進人民幣快速升值的步伐，因為這樣做在當前全球流動性泛濫的環境下，會出現由投機資本造成的“超調”問題，從而影響中國企業的投資績效和意愿；也不是通過資本賬戶的開放鼓勵資本“走出去”來緩解人民幣升值對貿易和投資的負面影響，因為，今天發達國家進入到了一個“零利率”的時代，再加上邊際投資回報率，比起新興市場國家，它們都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無容置疑，今天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戰場正在日趨向新興市場國家傾斜！
    盡管金融危機造成了他們的資產價格嚴重破壞，十分有利于我們對其具有競爭力的企業進行并購和技術購買，但是我們要注意如果這樣的戰略無法和海外生產和貿易的長期目的聯系起來，而僅僅想靠這種“抄底式”的資本運作去撿便宜，那么，很有可能會讓我們明天遭遇到的問題和日本當年走出去遭遇到的“血本無歸”的境遇一樣！何況我們“逆”全球資金流向走出去，即代價很高，不可持續，而且海外投資風險又很大，尤其是在人民幣國際化還沒有完成的時候，資本走出去的風險就會顯得更高。
    所以，當務之急現在要做的是放松國內金融管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便捷性，讓資金能進入到多元化的實體經濟投資渠道，增加國內市場的商品和服務供給，而不是由央行不惜成本去“對沖”！另一方面，對海外游資的進出要實施嚴格的資本管理，從而通過遏制熱錢流入造成的名義匯率過度升值和房地產等局部領域過度投資所引起的通脹效應，來保持人民幣實際匯率的相對穩定趨勢，以利于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和投資意愿的恢復。同時，我們要通過打破一些管制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方式，鼓勵外資企業留在中國，改變現在長期資金轉變為短期資金的趨勢，從而共同培育一個龐大的中國消費市場的形成。
    第三，要把人民幣匯率被動升值的劣勢轉變為推動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契機，通過在一線城市率先大量進口國際高端奢侈品和引進高端產品的供應商的“新開放模式”，并伴隨關稅大幅降低的利好措施來培育國內的市場環境，這里，尤其是要發揮諸如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功能，去主動搭別人“好產品”的便車，來培育我們自己高凈值人群的國內消費市場和高質量服務營造的消費文化，從而，為我們配套服務業的培育和發展，以及中資企業今后的投資方向和盈利模式的改變提供了很好的參照系和準入機會。這樣順其自然地發展下去，一個建立在“高凈值人群率先積極消費、內外企業合作盈利、勞動大軍普遍獲利”的良性循環基礎上的中國經濟，必然會走出一個因缺乏市場購買力而“只能靠出口增長才能拉動經濟”的發展怪圈。
    那時，人民幣匯率完全放開和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不僅對實體經濟的短期沖擊非常有限，而且，利用國內強大的市場作為核心支柱來推動我國和亞洲以及世界的經貿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也會變得得心應手；需要強調的是，“人民幣國際化”必然是這種長期發展趨勢帶來的一個自然結果，而絕不是缺乏實體經濟強盛基礎、僅靠我們自己主觀意愿——比如通過匯率市場化和資本賬戶開放等，就可以實現的短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