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成最不適合養老國家

　　根據調查機構的數據顯示，未來20年，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數量將達到3億人，龐大的老年人數量帶來日趨嚴重的養老問題。過去中國人崇尚“養兒防老”的古訓，自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養兒防老”已經成為一個不切實際的選擇，經濟學家陳志武也說過，養兒防老是一種不道德的選擇。那么，中國人的養老到底要依靠什么呢？學者郎咸平表示，中國即將成為世界上最不適合養老的國家之一，他的觀點主要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養老金貶值后難當重任

　　首先是中國的養老金和CPI漲幅問題，按照政府的計劃，養老金是中國人老有所依的重大支撐，然而事實并非這樣，如果僅僅依靠養老金，那么退休之后的人們可能會面臨極其悲慘的生活。以北京為例，目前北京一個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費是5萬元，如果CPI漲幅為3%，20年后要保持像現在這種生活水平的話，一年就需要9萬塊。假設離退休還有20年的時間，退休后還要再活20年，那么需要的養老費用是242萬元。按照現在這種養老制度，如果月薪是4000塊，再假設薪水的漲幅和通脹一樣每年漲3%，那時候的養老保險金總共也只有37萬元。它們之間存在巨大差異。

　　養老金使用尚待透明

　　其次中國的養老金制度存在著不透明、不公平、不負責幾個問題。不負責主要體現在政府繳納的20%的養老金會進入社會統籌賬戶，也就是說，這筆錢的最終是否會用于你的養老，根本不得而知。不公平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在跨省就業時，繳納的養老金中有20%被“就地沒收”了。第二是“低收入者費率高”，繳納金額沒有根據收入的變化作出合適的調整。不透明體現在沒有制定相應的信息披露措施，也就是說，一旦操作的時候出現了失誤，人們根本不知道。

　　多種模式各有利弊

　　無論養老金的多少，養老是每個人都無法回避的事情，對于中國人來說，將來的養老模式主要有五種。

　　居家養老。這是中國最傳統的養老模式。也是比較普遍的一種選擇。居家養老在舒適度、成本、隱私保護方面較有優勢。但居家養老也有缺點，隨著獨居老人的增多，安全性如何保障成了一大難題，空巢老人一旦發生意外，鄰居、家人又沒有及時發現，很可能耽誤救治。

　　日托。這是居家與社區養老相結合的模式，也就是老年“日托班”模式，這種模式如今受到更多歡迎。一來老年人仍然可以住在自己家中，自由性、隱私性較強，二來在需要“幫一把”的事情上，如吃飯、理發、就醫、居家維修等方面都可利用社區資源盡可能方便老年人。

專業養老機構。作為專業養老場所，在安全性方面較有保障，特別是有24小時護理待遇的老年人，能夠得到專人照料，突發情況下可及時送至醫院。作為最大的機構式養老方式，養老院現在選擇余地越來越多了，有比較經濟但舒適程度較一般的公立養老院，也有各種民辦或公私合營的中高檔養老院。

　　高級養老社區。這類高級養老社區或是采用買斷養老專用產權房的形式，或是繳納數額不菲的“會員費”，為老人搭建的生活環境和設備當然也是一流的。

　　“候鳥式”養老。候鳥式養老是近來悄悄盛行的養老方式，老年朋友可根據季節轉換、心情變化等來回就住于不同的城市和地區。最近幾年，從“候鳥式”養老衍生出來的異地置業養老成了不少經濟條件較好的退休族的選擇。 當然， 少數喜愛旅行、經濟條件較好的退休族還可以考慮環球旅游式養老模式，不過，經濟成本會比較高，對老人的身體素質要求也較高。

　　人口結構不堪養老困局

　　不管哪種養老方式，都需要一定量的資金支持。當下物價飛漲，而且沒有停止的趨勢，伴隨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口結構越來越呈現倒金字塔型，帶給了年輕人巨大的生活壓力。如果年輕人在撫養孩子的同時，在背負巨大的物價壓力的同時，還需要為幾位長輩完完全全地負擔養老，這種負擔，未免過于沉重，所以歸根結底，養老問題的解決需要更多方面的支持。

　　提早參與未雨綢繆

　　養老問題的核心之一，是養老金問題。對于政府的養老金管理，需要更加制度化透明化，建議參考一些發達國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經驗，通過設立專門的養老金管理賬戶來防止漏洞的出現。在改善后的養老金制度有可能滿足基本養老需求的前提下，還是需要通過合適的商業保險來彌補養老經費，因為沒有人希望自己在最低生活水準下熬過生命最后時光。人們現在就應該為自己的養老做準備，未雨綢繆。通過多種手段解決養老問題，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樂，何樂而不為！

到目前為止，全球人口已經超過70億。其中60歲以上的人口有8.93億，占12.76%，到本世紀中葉，老齡人口將增加到24億，占比超過25%。人口數字在持續攀升，女性的生育率卻在逐漸下降，人口老齡化將成為全球性的困境。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其背后有社會宗教、文化和經濟等各方面的因素。從文化層面來看，幾千年來以家庭為核心的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孝道精神，從道德層面約束著子女對父母及其他長輩負有反哺責任，而現代社會強調個人權利及獨立意志，從文化根基上摧毀了子女和父母之間的倫理制約，“人口”生產者無論從法律層面還是從道德文化層面，與其“產品”之間都不再存在有保障的利益回報機制。從經濟層面看，現代經濟制度安排決定了“物品”的生產者可以通過產權制度得到充分的利益回報，而“人口”的生產者（父母）對其產品（子女）卻無法擁有類似于私人財產的支配權和收益權。因此，減少人口的生產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人類共同的選擇。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人口再生產規模萎縮主要緣于以下幾個直接因素：

　　第一，人口生產的收益社會化。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年輕人口從農村流向城鎮，“老有所養”逐漸成為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而不再是依靠家族的香火傳承。隨著稅收制度、養老制度等一系列社會再分配制度的完善，人口再生產的外部效應不斷加強，年輕人口成為社會的公共產品，對社會的公共稅收貢獻永遠大于對其家庭長輩養老的直接貢獻。現代城市中，大部分退休老人是靠退休金、養老保險金和個人積蓄生活，依靠子女贍養的成分越來越少，生育子女的收益主要體現為情感愉悅，經濟上的代際回饋即養老補償作用大為弱化。

第二，人口生產的成本不斷提高。現代社會人口生產的成本絕大部分由家庭承擔。經濟越是發達，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業收入也越高。懷孕、生產及哺乳對高學歷、高收入和高職位女性的影響相對較大，其生育子女的機會成本和經濟代價遠遠高于農村婦女和家庭婦女。根據《2011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到本世紀中葉，城市人口將占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和就業比例的不斷提高，必然帶來家庭生育子女成本的普遍上升。農村孩子多，越是低收入家庭孩子越多，主要是因為生育子女的成本低導致的。

　　以上兩個方面綜合在一起，形成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關鍵：即養育子女的成本和收益不對稱。人類的生產、創造活動分兩大類，一類是物質和精神產品的生產、創造，在這個領域，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保護了生產者對其產品的支配權和收益權；另一類是人口生產，生兒育女的父母對其產品——子女既不能享有支配權也不能享有收益權，兒童、年輕人都是社會的公共產品，優秀人才是社會的共有財富。社會越是發達，子女的公共產品屬性越強，養育子女方面成本和收益的不對稱程度也就越嚴重。

　　從經濟人自利的理性出發，家庭人口再生產的意愿自然不斷下降，所以，即便沒有像中國“計劃生育”這樣的人口控制政策，女性的生育率依然在逐漸下降，家庭人口不斷減少。這是“公共產品私人供給”導致的必然結果。

　　既然是經濟因素導致人口老齡化成為世界性的難題，緩解這個問題的根本手段，自然是社會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引導。

　　人口的繁衍不僅是人類作為整體持續生存的自然基礎，同時也是經濟社會正常發展的必要前提，“十年樹木，百年樹人”。21世紀，比環保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恐怕是改善全球的人口結構。

　　（作者系國泰君安證券高級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