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我跟廣東不少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企業家打過交道。1990年，作為健力寶集團的總顧問，我與當時的老板李經緯、體操王子李寧到北京，時任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張百發，到人民大會堂門口迎接我們。

　　那時候，北京正在籌辦亞運會，由于社會氛圍，人們并不看好其廣告價值。

　　李經緯代表粵商，也代表廣東人民，拿出上千萬元支持亞運會。這個舉動，讓張百發感動得熱淚盈眶，當即答應健力寶提出的幾大要求，包括在天安門放一只健力寶的充氣罐，這在中國廣告歷史上，是破天荒的。

　　那時候，白云山制藥廠的貝兆漢、萬寶冰箱的鄧紹深、科龍空調

　　的潘寧等一大批企業家，是珠三角第一代老板中的佼佼者。他們的名氣，在中國，甚至在世界上，都擲地有聲。

　　彈指一揮間，我們發現一個令人心酸的事實：這些老板，如今安在哉？留下來的是雙眼噙滿淚花的李經緯，他抱恨長天的照片，廣為傳播，成了粵商衰敗的一個物證。

　　回頭再看同時代的浙商，青春寶的馮根生、萬向的魯冠球、橫店影視的徐文榮，講能量、講影響，一開始，根本無法與李經緯等粵商相提并論，但現在，他們成了民營企業家中的常青樹。

　　粵商的大問題之一是，只有“廣東經濟”，沒有“廣東人經濟”。

　　浙江人口大約只有廣東的一半，遍布全國每個角落的浙江老板，至少300萬以上，還有數以百萬計的浙江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他們共同組成龐大的市場網絡和血脈網絡，這就是“浙江人經濟”。

　　但是，我沒有看到海外的廣東人跟在廣東的廣東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關聯性，頂多是開放之初，回來投點資，辦一個廠，遠沒有形成內外互動、優勢互補的商業網絡。

　　所以，在世人眼里，雖然粵菜館開到全國，廣東貨賣遍神州，廣東經濟依然是“小販經濟”。

　　如今，論財富、論實力，浙江依然不如廣東，而說到銳氣，浙江似乎已經超過廣東。到了浙江，機場附近公路的廣告牌，全被浙江企業占用，他們都在自己企業名字前，冠以“中國”一詞，比如中國萬向集團、中國橫店集團，氣沖斗牛，基本上每一個企業家都在考慮，怎么才能打造百年老店，才能成為中國的先鋒隊，在世界上爭雄，這就是當今浙商的氣魄。

　　在廣東珠三角，我們很少見到類似的招牌，很難聽到同樣的豪言壯語。為什么廣東企業是得過且過、隨遇而安，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游擊心態”？

　　我們可以說，廣東人謙虛、內向、務實、不事張揚，我覺得這是一個表象，骨子里是缺乏一種氣概、一種精氣神、一種追求。這是廣東文化基因里面的缺失。

　　廣東人，尤其是珠三角的人，得天時地利之便，借政策之勢，先行一步，于是產生中國最早的民營老板群落。

　　但是，賺錢太容易，蘿卜俏了不洗泥，久而久之，形成定式，“寧為雞頭，不為牛后”，恥于先從孫子做起，再當大爺，始終放不下身段。

　　其次，這種靠地頭好的發家方式，決定了粵商小富即安、落袋為安的“小販思維”。

　　最后，粵商沒有經過浙商那樣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艱難進化過程，在駕馭人才和運作企業方面，有著莫名恐懼，特別是很多北方來的人，能力很強，控制不住，萬一他跳槽了，成為自己的對手，怎么辦？與其讓他成為對手，不如不用他，可不用他，企業又長不大。

　　這是一個怪圈。難怪有人說，廣東只有商人，沒有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