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環境下傳統道德文化的困境
我國現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功利目標，造成了新的價值取向，對傳統倫理道德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先進文化的建立。我們先來分析一下市場經濟發展的動機。市場經濟的本質追求是利潤，這種動機本身是一種道德的動機嗎？或者，在它后面，有一種崇高的精神支持著它嗎？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不能指望它能使人們由求利變為求德。
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發展將對道德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從積極方面來看，經濟的繁榮將促進公共生活中某些直接與物質生活水平有關的規范得到改善，比方說，由于交通工具的充分提供和享有，人們將不必再去擠車、加塞兒或倒騰車票。這也就是《管子·牧民篇》所說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從消極方面來說，經濟活動中參與者的動機一般來說并不是道德的，而是道德上中性的，是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這種利欲有一種無限發展和相互沖突的傾向，這些傾向將很可能帶來道德問題乃至道德危機。在市場上的激烈競爭中，若不建立一套公正的競爭規則并使競爭者普遍養成遵守它的習慣，就可能是災難性的，使欲海橫流，傳統道德文化毀壞，世風日下。
將中國人道德文化觀念的變化做一歷史的縱觀，就會發現，自鴉片戰爭后至1949年這一段時間內，和政治及社會制度的變化相比，中國人的經濟倫理變化得最為緩慢。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動亂中，傳統道德的基本價值觀始終沒有陷入崩潰狀態。而自 1978年以來所生的變化，比過去一百多年來所發生的變化還要深刻，還要大。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在這兩個時期之間的那一段經濟倫理變化，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么？７０年代末，隨著“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一個單純憑借領袖權威和革命熱情所營造起來的道德理想主義時代宣告終結，道德信仰的危機無法避免。8 0年代初出現的“潘曉現象”隱含了一種令人焦慮的道德現實：年輕的一代已經開始拒絕任何形式的社會普遍倫理，他們失去了對社會道德生活的基本信任。所謂“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道德信條，充其量只能是某種自保心理的道德表述，是普遍的社會道德信任度急速下降的先兆。隨著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加速改變，這種信條終于導致了更嚴重的道德后果：社會道德的無序狀態日見顯露，各種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現象日益突出，吸毒販毒、賣淫嫖娼、假冒偽劣、坑蒙拐騙、車匪路霸、生態環境毀壞……等惡劣現象觸目驚心，以致海內外輿論頓時傳出一片“道德真空”、“道德失序”的驚呼。
中國以“安貧樂道”為主調的傳統經濟倫理，為什么在全社會群情洶洶追逐利益的潮流中見不到半點影子？對傳統經濟倫理和社會主義經濟倫理到底揚棄了什么，繼承了什么？它在目前經濟倫理劇變中到底起了何種作用？西方發達國家的公民社會奠基于市場經濟體制之上，有其道德基礎，即對他人生命、財產、自由權利的尊重，其全部法律制度也以此為出發點。而中國現在發展市場經濟，為什么竟會出現這種以社會整體生活的理想和道德準則作交易的局面？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究竟是單純追求經濟的發展，還是為了求得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可以肯定，中國今天這種狀態，并非“開放”帶來的“外來”影響，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任何社會的人都存在對財富的貪欲”。和其他制度相比較，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貪欲的一種抑制或理性緩解。而在中國，功利主義的經濟觀念最惡劣的影響，在于通過經濟生活中所發生的種種事實教育著人們：只有適應這種嚴重扭曲的經濟秩序，人才能生存下去。這方面最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當代青年對腐敗的看法：腐敗雖然在道義上遭到貶斥，但如果只有通過它才能辦成事情，那它就沒有什么不好。對西方社會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否認，功利性確實是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但西方國家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早已建立起相當完備的法律制度，比較成功地將社會成員對功利的追求限制在不損害他人生存的范圍內，而中國目前還沒有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私有財產并沒有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經濟倫理這三方面的變化極其不同步，總的特點是：政治制度的變化嚴重滯后，經濟制度的變化相對要快，經濟倫理觀念的變化則快得驚人。社會成員表面上遵守著社會公德，但心靈深處價值取向已發生傾斜，被一切圍繞實利作取舍的價值判斷標準取代，導致了社會道德的嚴重混亂局面：社會成員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純粹的買和賣、極端自私的利己主義以鄰為壑的地方主義、化公為私的腐敗行為、人心浮躁飄蕩、行為混亂失序、不少社會成員連起碼的道德感都喪失殆盡。從較淺的層面看，這些現象的造成是因為意識形態的變化，但從根本上說，則是受制于經濟體制的轉變，可以說，近年來社會道德日漸敗壞，是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后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