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疾貧”是建構(gòu)和諧社會的第一塊基石

在孔子看來，追求物質(zhì)利益是人的天性。他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論語·里仁》)，甚至表示：“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因為物質(zhì)財富對人的生活來說，是最基本的東西，是須臾不可缺少的生存條件。在孔子看來，對物質(zhì)財富的需求，是人所共有的，是由其本性決定的，人們盼望美好的物質(zhì)生活，對生活中的“富與貴”和“貧與賤”產(chǎn)生好惡之情是自然的、合理的。這里，孔子從人性欲望的共同性闡明了求富疾貧的合理性，肯定了人們獲得財富的要求和喪失財富的怨恨是客觀的事實。即使在高談“君子謀道不謀食”的同時，他仍在用物質(zhì)利益刺激人們的求學(xué)積極性，說“學(xué)也，祿在其中矣。”(《論語·衛(wèi)靈公》)他只是告誡人們不要貪圖眼前的“小利”，而要追求長遠的大利，“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

孔子把富民看成是治國的首要問題。他主張的政治方案，第一就是富民，使天下人得到物質(zhì)利益，其次才是教民之義。《論語·子路》記載，“子適衛(wèi)，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里說的是，弟子冉有駕車陪孔子去衛(wèi)國，行至一人口稠密的地方，冉有問，人口已經(jīng)眾多了，又該怎么辦？孔子回答說：“使他們富裕。”又問：“已經(jīng)富了，接下來怎么辦？”孔子回答：“教化他們。”孔子這種富民思想，是把富民看成治國中的一個首要環(huán)節(jié)。他不僅僅在原則上承認追求財富的合理性和現(xiàn)實性，還鼓勵人們在“邦有道”的條件下去求富，“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他直接為治國追求財富出謀劃策，曾提出用“寬則得眾”的辦法招徠逃亡之奴隸，使“四方之民皆襁負其子而至”(《論語·子路》)。

孔子富民思想還表現(xiàn)在他提出的君欲富必先富民的主張方面。“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足?”(《論語·顏淵》) 對民眾生計卻十分關(guān)注，雖然這一思想的出發(fā)點是為君，但在客觀上與民也是有利的，有攝富于民的思想。孔子認為，好的政治是“其養(yǎng)民也惠”（《論語·公冶長》）的政治，圣人之政，主要就是能給天下人帶來物質(zhì)利益的政治：“子貢曰：如有博施予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論語·雍也》)即是說，給人民好處的人，豈止是仁人，簡直是圣人了，堯、舜尚且難于做到，可見，孔子對有益于百姓的善舉是大加贊賞的。要使百姓獲得好處，途徑很多，孔子正確地概括出了一條普通性原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順著百姓所能得到利益之處而讓百姓去獲得利益。無疑，這條原則既合乎百姓的愿望，又具有合理的現(xiàn)實性和明確的實行目標。孔子對人性中個人利益的肯定，是符合孔子思想內(nèi)在邏輯的，充分肯定了人對富貴利益的追求是一種正當(dāng)行為，其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利民思想，更是孔子義利觀的精華所在，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目標之一。事實上，個人的普通求富心理，是整個國家及民眾普遍利益的基礎(chǔ)，拋開對個人利益追求的肯定，也就無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的“重民“、“養(yǎng)民”、“使民”的思想，突出特點是強調(diào)了給民以利益，在實踐上，它是孔子“為政以德”政治思想的具體化，從長遠利益來說，統(tǒng)治者想坐穩(wěn)江山，必順平民心民意。由此“民之所利”思想在理論上孕育了儒家學(xué)派在思想史中較有影響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