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樣的一個近乎老大難的問題，只有通過構建四大支柱，才能從根本上對浪費現象進行革除。
建國以來，我國曾發起過多次反浪費、提倡節儉的活動，當時效力很大，但是浪費行為一直未見終結。據最近一項調查顯示，我國消費者每年僅餐飲浪費的食物蛋白和脂肪就分別達800萬噸和300萬噸，最少倒掉了約2億人一年的口糧，其它各類浪費花樣翻新，各類繁多，觸目驚心。最近中央開始向“舌尖上的浪費”亮劍，要求元旦春節期間改進工作作風、加強廉潔自律，嚴禁公款宴請等拜年活動，這樣的制度規定，無疑對公款吃喝、奢靡接待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但問題是未來如何才能避免類似的運動式反浪費，徹底杜絕浪費現象？答案是根本出路還是在于制度建設，只有科學與可操作的制度才能根治浪費頑癥。從國際經驗來看，我國反浪費急需建立四大支柱：認知（cognitive dimension）、習慣（normative dimension）、管制（regulative dimension）與組織（organizations）。
其一是構建反浪費的社會認知支柱，也就是讓國人從骨子里建立起浪費可恥的認知觀念，這樣的認知觀念從娃娃抓才最有效。日本早已進入發達國家，但普通百姓對于糧食一直存敬畏、虔敬之心，幾乎到了過分的地步，這種習慣與日本人從中小學就一直被反復貫輸日本是資源貧乏國家的教育有關，大吃大喝、奢侈浪費會讓人看不起。同樣的道理，我國中小學課本的“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也讓不少人養成節約的良好習慣。我認識一位朋友，每次吃飯幾乎都有“光盤”，問其原因，跟也小時候的教育有很大關系。現在城里孩子不少人根本沒見過糧食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更體會不到“粒粒皆辛苦”之難，更有一些教師傳授學習就是為了掙大錢的錯誤觀念。這些錯誤的價值觀無異會對未來孩子的社會價值體系和社會心態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使其成年后陷入拜金主義和物質崇拜，把奢靡和鋪張當作“成功”和“地位”。意大利目前還非常重視中小學生的學農勞動，在田間地頭放置不少供中小學體驗農業勞動的設施，讓他們從小建立勞動觀念，體會食物的來源，建立根深蒂固的“浪費可恥”觀念。
其二是構建反浪費的社會習慣支柱，也就是在全社會建立一種浪費可恥、節約光榮的氛圍。我國目前的浪費跟過去一些不良的傳統習慣有很大關系，不少奢華的吃飯方式可能起源于過去的物質貧乏，比如請客吃飯寧“剩”勿“缺”，多點菜成為體現熱情的方式，誤以為桌上菜有剩余，才能顯示熱情；還比如時興面子風氣，追求闊氣，講排場， 吃一半扔一半，不浪費掉、揮霍掉，不大手大腳，就不風光、不體面，這樣的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不改，就很難建立起真正文明、簡樸、節約的飲食文化。如何剎住上述不正歪風，在全社會營造正常、健康的節約氛圍，讓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慢慢成為主流，需要全社會的共同營造。
其三是構建反浪費的管制之劍，也就是要用法律法規對浪費進行進行懲罰約束。“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不能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要讓當事人付出代價，要令行禁止、毫不含糊。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的水稻專家袁隆平在談到糧食浪費嚴重話題的時候，表示制止浪費政府應該要出臺相關的法規政策，懲治和遏制浪費陋習。
其實不少國家對于公款消費有嚴格明確的規定，許多發達國家對公款開支都有嚴格的規定，并且進行公示，以此來約束浪費支出。比如幾年前芬蘭央行行長在一次公務接待的宴會上點了一盤20歐元的“鵝肝”菜，公示后這盤超標準的菜引起民眾不滿，行長最后不得不引咎辭職。目前我國對公款消費的規定太大而化之，導致雖然高喊“嚴禁”和“不準”，但由于沒有詳實的可操作性規定，最后演變成了一陣風 。
還比如應該規定餐飲業必須給打包者提供便利，且不附加任何條件。其實不少餐飲業已這樣做了，個體或者家庭外出吃飯，飯后打包很常見，但請客或者單位公款聚餐，打包都少見。所以還是應該有一些更具體的規定來約束公款消費問題。
其四是構建反浪費的組織支柱，應該有一個專門的民間組織來持續推動反浪費。美國的禁酒運動很成功，白酒等消費大減，酗酒者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也迅速下降，跟一個叫WCTU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民間組織持續多年的多方面推動密切相關。北京市目前也有一些民間公益組織在積極推行反浪費，比如提倡：從我做起，今天不剩飯，在飯店就餐打包剩飯，“光盤”離開。據活動組織者介紹，未來他們將繼續在不同城市開展這個公益活動。未來這樣的民間組織越多，則反浪費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當然，反浪費除了上述四大支柱之外，離不開大家“起而行之”。只有從我做起，敬畏糧食，避免浪費，才能真正建立節約性社會，徹底根除浪費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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