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創業是艱難跋涉，九死一生。光鮮外表的背后卻是常有的焦慮、無盡的瑣碎事務，把公司視為“孩子”的創業者們，都在All in投入全力以赴。然而對家庭關懷的缺失，帶來的多是抱怨、不理解，甚至是憤怒。這位創業者的真實經歷便是其中的代表。

“你在公司講話有道理，人家都要聽你的。可你在家里行不通啊。”耿偉說話依然一臉吊兒郎當，只是北京爺們兒的一種傲氣，在沖擊到生活上，夾雜出了一種五味。而作為掌握了公司決策權的CEO，在面對家庭，也頓失了一種命令感。

創業者很難在公司與家庭之間游刃有余。

歡聲笑語背后的辛酸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老朋友、好朋友、男朋友、不是女朋友的蛋蛋。”耿偉坐在麥克風前開始了他的慣常介紹，語調輕松而歡快。

耿偉的聲音酷似王自健，但話里行間幾乎沒有事先準備的段子累疊，卻有自成一派的風趣。他一方面與嘉賓打鬧成團，一方面又自我嘲諷“我呢（節目）是一直不賺錢的”，甚至不忘揶揄一下另一個主持，“我呢是一直不想讓孤鶩來，但他非要來。”偶爾也有假露色欲之像，在聊到配音員時問道，“能讓他把我帶入行么？”。如果說這是一臺相聲，蛋蛋依靠一個人完成了逗哏與捧哏。兩三個小時的錄制時間里耿偉一直保持著這種北方慣有的激昂語調。

耿偉是一家音頻內容創作公司的創始人、CEO兼主持人。

與音頻節目中歡聲笑語的氛圍不同，彼時的耿偉的身后堆著一攤爛攤子。公司合伙人出走，財務賬面的數字不斷下降，迫在眉睫的是還要把錄制的音頻剪輯成50分鐘左右。彼時是2015年7月，而節目里那個“他非要來”的客串主持人孤鶩，是彼時除耿偉外公司唯一的員工。他們倆還同時負責著三檔節目的錄制剪輯發布。

工作的不如意總會一連串地波及到生活，只是對于創業者，這種多米諾骨牌效應，來得更加突兀明顯。

還是2015年7月，3歲的兒子突然得了小兒川崎病。耿偉一方面料理著瀕臨倒閉的公司，無法頻繁奔向醫院探望孩子，另一方面他也認為兒子的病并沒有醫生所說的那么嚴重。

為此，妻子本已久積的情緒在那一刻爆發，但疲憊的耿偉似乎連爭吵的力氣都沒有了。妻子摔門而走，幾天后，一份離婚協議書擺在面前。

創業伊始

時間再往前推，2008年，離開原禮品公司的耿偉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也是賣禮品。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做各大品牌商附屬禮品或稱贈品的渠道嫁接。由于之前的資源積累和他的勤奮，耿偉的生意做得順風順水。

2009年，結婚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當年公司月流水也做到了百萬級別，耿偉的事業和愛情都豐收滿滿。

“結婚和戀愛不一樣。”與電視劇橋段雷同，結婚后的耿偉與妻子也陷入了關于小毛病的紛爭。耿偉從不洗碗筷不洗衣服，甚至都疏于陪妻子出去逛街。而當時事業的膨脹似乎也加劇著這種回家后的惰性蔓延。耿偉與妻子相識于2007年9月份，回想起戀愛期間，那時的他再忙也會抽出空來陪他妻子，那時，掩藏缺點是一種本能。

可是事業得意的他卻沒有帶來家庭的可持續收入，換句話說，妻子抱怨著耿偉沒有給家里持續存錢。而頗具江湖義氣的耿偉也否定著這種鼠目寸光的小家子氣。“當時盈利的大頭歸公司，小頭才歸自己。那能拿么，是公司的錢！”耿偉義正言辭地解釋著這種現象存在的合理性。

對于購物，他聲稱自己不愛比價，“別人在淘寶比價的時候，我已經在京東下單了。”他把這種比價行為定義成一種憋屈，自己再不濟也不會在購物時比價，看到喜歡的就會買。這似乎與他半耷拉著七分褲半翹著二郎腿的的豪爽性格不無關系，但卻與他生意人的屬性大相徑庭。

耿偉個人開銷也不算小，一個月平均2萬元左右。這些錢除了購物，多用來交際上的請客吃飯了。此外他也會幫家人添置不少，耿偉表示自己和妻子父母家的洗衣機電冰箱，都是他過年過節送過去的。

創業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作息不規律，時不時要出去談業務，酒局飯局也不少跑。這也導致了他對家庭的進一步疏忽。首先體現在他對妻子很多的小承諾無法兌現，“有時說好晚上七點去接她，結果八點半才到……”耿偉說著這種時有發生的事，甚至有時都約好的事情會臨時取消。

和眾多小兩口的生活一樣，有爭吵，有冷戰，但很快也就復合了。就這樣鬧騰地度過了婚姻生活的前三年。

2012世界末日

2012年，充斥著瑪雅人的末日預言。盡管這沒有科學依據，但隨著預言日的來臨，大家對此熱議地越來越多，甚至一些無望的人盼望著預言成真，以期帶走他們的一切痛苦。

末日最終沒有來臨，但耿偉度過了悲喜交加的一年。

耿偉一邊做著禮品公司，一邊不滿于現狀。當時除了末日預言，還有喬布斯的iPhone 4S風靡著全球。耿偉覺得又一次洞察到了商機，動起了手機殼的主意。“當時有人給我介紹雙卡雙待的iPhone 4S手機殼，我一想我艸多牛逼。”耿偉一手撩過他個性十足的飛機頭，不覺發出一種充混著嘆息與自嘲的笑聲。

當時意氣風發的他視所有的勸阻為耳邊風，正如多年后他幫著別人分析創業風險時，在后生的耳中也是沒有一點“卵用”。“所以說了沒用，該碰的磕還是得自己碰一遍。”耿偉為后生說著托詞，但這種死磕勁兒似乎卻更多地散發在連續創業的自己身上。

當年6月，耿偉帶著倆朋友合資20萬輾轉深圳找到加工廠批量做4S手機殼。談判很順利，加工廠老板也很心誠，合作就這么下來了。但后來的工期是他沒想到的，做模具需要時間，手機殼制作出來還需要對部分的寬窄厚薄進行調配，上色還會有色差，也需要調整。就這樣，原本定于7月交工的貨品一直被拖到了10月。

而就在耿偉疲于奔波深圳與北京兩地的夏秋之季，他的兒子出生了。

“9月8日飛往深圳，一到那邊就接到電話說（老婆）快生了。馬上又買機票趕回了北京。”幸運的是9日晚上耿偉趕在了兒子哭啼聲之前到了醫院。

“也沒有多少喜悅，完全不像電視劇那樣。”理應百感交集之時，可是到了耿偉的描述卻變成了云淡風輕，這或許是當時的耿偉疲乏不堪，或許又是豪爽的爺們兒慣有的感情防線，又或許，這也是做了多年創業者的情感封閉使然。

毋庸置疑的是，即使有喜悅也只是一時。回到事業上，彼時富士康流水線的傳帶上，以成千上萬倍于手機殼加工廠的效率生產了新的一批iPhone 5。更大的屏幕，更薄的機身，還改用了新的接口模式。它雖不像當年諾基亞板磚一樣堅硬，卻直接摧垮了耿偉的那次創業。

“當時抱著即使iPhone 5出來了，4S還是有很多人用的僥幸心理。”耿偉在后來意識到了迭代后賣不出貨的情景，但面對著“讓前期8萬元打水漂”和“再投2萬就能出一批貨”的抉擇，耿偉賭了后者。

結果可想而知，iPhone 5新品迅速火爆市場，到最后賣手機的渠道商都懶得給他們推廣4S的手機殼了。賣了一百多個殼之后，幾個合伙人按出資比例平分了這些4S手機殼，之后就再也沒有聯系。

禍不單行。

另一邊的禮品公司疏于管理也弄得人心渙散，到最后，和幾年后制作音頻節目如出一轍，公司只剩下了兩個人。

賣禮品屬于資源導向型，“剩下倆人也能做。”耿偉解釋到。他在之后繼續撐著公司運營，只是后來推廣費一漲再漲，“比如百度推廣點擊費從每次兩三元上漲到了每次八九元。就是百度競價排名上點你一次鏈接，我九塊錢就沒了。”這種慘淡經營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014年。

另一方面，兒子的降臨并沒有潤滑耿偉與他妻子情感，相反卻成了耿偉心頭的壓力。這壓力絕不是源于當下的奶粉錢，而是源于未來的一種給孩子鋪就幸福生活的責任負擔。他與妻子也從爭吵變成了冷戰，冷戰時長從一天延長到了一個星期甚至半個月。

第三次創業

耿偉創業之心不死。從2008年起，他就沒有過過朝九晚五的生活，他明白他不是這樣過日子的人。步入2014年，一方面禮品公司無疾而終，另一方面耿偉開始了第三次創業，他叫上了他的高中同學，開始了一檔原創音頻內容制作節目，也就是堅持到現在持續做的節目，旨在以自己的創業經歷告誡聽眾避免誤入創業過程中的一些歧途。

頗具口才的耿偉以娛樂方式分享了很多創業經驗，比如如何找投資人、規避合伙人撕逼等問題，一時間吸引了不少聽眾。但諷刺的是，絆了很多磕，懂了很多道理的他依然在這次創業中絆了相同的磕。2015年4月，合伙人之一出走，6月，又一個合伙人出走，留他和另一個員工撐著公司。甚至早期還沒有自己的錄音棚之時，耿偉花不起租棚費，自己買了簡易的設備擱在了家里。嘉賓進進出出，原本不愛收拾的他把家弄得更加凌亂了。為此，妻子的念叨也從來不會少。

慶幸的是，之后的幾期節目里，耿偉得到了很多朋友甚至是陌生聽友的無償幫助。節目上，朋友們聽友們輪番客串主持，節目下，公司唯一的員工被拖欠著三個月的工資也依然無怨無悔地工作著。“在那段時間幫助過我的人，我都記住的。”耿偉坦言，沒有那幫人，節目可能就止于那段時間了。

公司從困難期過渡了過來，但他與妻子的關系卻陷入更深的淵潭。

2015年7月的那次爭吵后，妻子出走，耿偉想發微信給妻子說些什么，得到的卻是“小紅圈嘆號”。“我艸她把我的微信號給刪了。你敢信么現在我們之間交流的方式竟然是MESSAGE（短信）。”耿偉近180斤的體重癱躺在露天不大的藤椅上，一根接著一根不停地抽著煙

幾天后妻子回來，但他們雙方都沒有說話，這種情況蔓延了多日。冷戰至冰點，耿偉搬出了家，去了員工宿舍，一躺就是半年的沙發。這種情況直到其中一個員工找到了女朋友搬出宿舍后，他才得以緩解。

兒子的處理方式是，雙方父母各帶兩周。他與孩子見面的時間不不多，一個月也就見一兩次。公司現在初步步入正軌，但作為一個天使輪的公司，耿偉仍需要從內容到主持到人力資源一把屎一把尿地操持著全線。今年九月，兒子在丈人家附近上了幼兒園，“以后見面的機會就更少了。”

離奇的是，孩子每兩周在雙方父母家輪換住，理應有所接替孩子上的交流。可自去年七月離開自家門后，至此將近14個月的時間，他沒有再見到妻子一面，連通話都沒有。而當初妻子寄來的離婚協議書，耿偉也拒絕了簽署。就這么僵著，他感覺這是一道邁不過去的砍。“艸，同樣在北京我有家不能回。”耿偉長長地泯了口煙，煙頭的余燼幾近墜落。

耿偉的錄音棚墻壁上掛著滿了與嘉賓的合照，這種密麻感甚至沒有照片與照片的空隙。一方面耿偉口口聲稱著做節目過程中認識了很多朋友，但值而立之年的他提到最多的詞就是“孤獨”。

貼滿照片的墻面

一米八高個的他似乎用魁梧的軀體生吞著這些孤獨。但就像他在錄音室里激情澎湃地采訪嘉賓，他表現在眾人面前的總是一些大大咧咧的男子主義，一句話里“他媽的”出現兩三遍已屬正常，在辦公室跨著拖鞋邋遢著短褲，并不陽光，但卻透著老炮兒的一種江湖味。而江湖只聊滄海一聲笑，不聊孤獨。

耿偉的孤獨感源于各方壓力，與妻子的僵持冷戰，操心兒子的未來，再加上創業的不確定性，投資人還催促著看增量……就連面對同住一屋的員工，也隨著公司進一步融資擴大產生了一種去江湖化的制度感。建立打卡制，開除早期團隊中跟不上節奏的員工……這些都是他猶豫再三下的決定。

更多的轉變還是一些微乎其微的細節，比如稱呼。“以前大家都叫他蛋蛋，現在在新來的員工面前也會叫他耿總耿總了。開玩笑也分更多的場合了。”公司其中一位員工表示，但與此同時，該員工也認為這是一種進步，是每一個公司成長的必經之路。

作為內容創業者，時間不夠用讓耿偉感到緊迫。除了管理公司大小事務，耿偉還嘗試盡可能多地汲取知識。否則采訪就問不出好問題，對員工也沒有說服力。一點睡七點起，沒空去運動，這些都已經成了日常。

談起創業的最大目標，奮斗著奮斗著，耿偉似乎對自己的寄望忽明忽暗了，相反他逐漸建立起一條新的看似淺顯的希冀——將來要把兒子送出國讀書。

前幾天兒子生日，由于在丈人家過，耿偉只能托父母送去蛋糕。而他，在朋友圈配了孩子的九張圖。

采訪將近結束，一員工給獵云網描述了這么一段。

耿偉在一次伏案加班時，曾突然冒出一句，“我想兒子了”。而轉身，又繼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