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是一個多地域文化雜糅的整體，中國商業也是多種商業文化雜糅的整體。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去看每個地方群體商人的商業特征，是避免人們在商場水土不服的良藥。而且，向北京商人學智慧，向江浙商人學勤奮，向上海商人學精明，向四川商人學超脫，向廣東商人學信任，向山西商人學專注，向東北商人學快意，真是在中國做商人的樂事。 　　 把商業當做山水來游覽，就從這里開始吧。江蘇和浙江，是江河湖海匯聚的寶地，這里的商人入水一樣自然而普遍。水的特性是動，江浙商人的特點也是動。 　　江浙商人的第一個動是善于隨時隨地地行動，而且是有合力的行動。現在經濟界正在仔細研究的集群經濟的首創者就是江浙商人。一個鎮的商人一起干一件事，全世界別的地方都不用做了。江浙人這種江河入海式的商業競爭，也許是真正的全球競爭的高級形式。 　　江浙商人的第二個動是流動，而且是沒有禁忌之地的流動。有商業的地方就有江浙人，也許在全球都是適用的。 　　道文化是江浙文化的根源，順其自然，順流而下，這就是江浙商人。他們不崇尚權力但崇尚規則，就像水不對抗山一樣。他們不天馬行空夸夸其談，而是集腋成裘、積少成多，精心自己的產業。由于受到“大道無術”和“無為而治”的影響，江浙的企業家大多不會關心“天下事”，也不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文人或思想家，他們只潛心把自己的企業經營好。 　　江浙商人的膽子不大，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很難做出什么驚心動魄的決策，沒看準的事是不會輕易去碰的。但這種冒險精神的欠缺可以用吃苦來彌補，“走千山萬水，吃千辛萬苦，講千言萬語，想千方百計”，這便是他們的成功法則。 　　自在蜀商 　　鳥是古蜀人的崇拜圖騰，蜀字據稱為鳥字變異而來。鳥人”不好聽，但的確是很形象的，可以概括四川人。　四川人像鳥一樣崇尚自由，像鳥一樣喜歡聚在一起快樂，像鳥一樣沒有禁區。四川人膽子大，什么事都敢做，這也許正是巫文化中對魔力和巫術信仰的后遺癥。例如四川綿陽農民曹正書就敢用廢品來造飛機；瀘州中醫陳建民能忍受49天的饑餓來挑戰極限…… 　　四川人骨子里休閑，平日里走路都會邁著方步 ；小富即安，然而卻偏偏盛產“富翁”，在近日的500富豪榜中就占據了26個席位 ；四川人喜歡虛張聲勢，有著聞名的“假打”文化。然而，四川的企業家卻大多低調，此次上榜的劉漢、劉滄龍，其公司電話在114里都沒有注冊，搞得異常詭秘…… 　　如果要對四川企業家進行進一步的解釋，我們不能不提到有過“首富”光環的劉氏兄弟，有著“首騙”之稱的牟其中，以及“影后企業家”劉曉慶。 　　四川商人的為人和管理也非常人性化，部門經理和員工一起談工作到洗腳房去，一個鐘過后，足底舒服了，工作也順暢了。這是一個四川朋友真實的管理體驗。 　　 古道晉商 　　重情守信是晉商一貫的特色。古并州地處盆地，屏蔽了外來的喧囂，也保留了優秀的傳統。 　　中國清朝的金融中心在山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晉商的誠信本色。 　　如今的晉商，重友情，重信用，樹口碑。而他們做的買賣已經不是金銀成色，而是老天賜與的優厚自然資源——煤炭、鋼鐵和有色金屬。太原的大餐館也許是中國城市中上座率最高的餐館。商業聚會、朋友聚會、家族聚會非常頻繁。友情和商業在山西交匯得非常好；其實更深層的一面是，晉商把儒道和商道也結合得很好。 　　儒道與商道，一直是一對矛盾的結合體。恥于言利的，會引用孟子的“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和董仲舒的“正其誼(義)而不謀其利”等古訓；主張義利并舉的，又常會在腦海中閃現《論語》中的只言片語：“富與貴，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其實儒學只不過是一張“萬能膏藥”，如果政治需要，便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傳奇功效；如果經濟要發展了，又會發生“論語中有算盤，算盤中有論語”的怪事！ 　　晉商在守儒道的另一面是認死理，認定的一件事，就一輩子干到底。即使是最臟的挖煤，也不會三心二意，有了錢就去搞地產和金融。 　　 精明滬商 　　上海的地域文化是典型的弄堂文化。上海人的口頭禪是“拎得清”，也就是算得明白。這也是為什么上海本地商業人士多是給別人打工，自己創業很少的原因。 　　企業家對于很多事都不是拎清了才決定的，冒險和承擔是企業家的本色，所以上海的地域文化不產生“暴發戶”式的企業家，給別人打工到出了很多優秀的掌柜的。 　　善于開拓的商人來上海也要適應很長時間。如果你是從國內某個旮旯來上海討生活的，投射到你軀體上的每一道鄙夷目光都寫著三個字——鄉下人。如果你是從曼哈頓飛過來的外商，你又會覺得這里簡直就是天堂，一切是那么舒服和合拍…… 　　上海商人的本性，透徹發膚的是一種“算計”能力，但沉浸肺腑的卻是一種綿長強韌的“調和”之氣。這來自于現實生活的磨練：祖孫三代五六口人，住著二十幾平米，關了門要解決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睡，開了門要閃避鄰里的飛短流長。如何讓方寸之地保持整潔有序？這靠的就是算計與調和能力！ 　　上海商人做生意，最擅長的就是調和資源 ：你有什么優勢，他有什么需要，我都先算計清楚，然后再把各種資源調配整合在一塊，達到四兩搏千斤的效果。 　　上海商人的精明，還體現在對財富的態度上。其它地方的人有了幾千萬人民幣便折騰得不安寧，但上海商人大多仍會心平氣和泰然處之。有過分的，甚至還會繼續蹲在地上和小販們爭奪那根細蔥！ 　　上海職業人的精明甚至深入骨髓，把友誼也算得很明白。有個小故事：一個上海經理到北京打工，月度銷售得了冠軍，獲獎金1000塊，按規矩要請客。席間，幾位東北老大海點一氣，遠遠超出1000元，上海老哥坐立不安。不久接老婆電話稱家里有急事，匆匆放下1000元，告退走人。東北老大們面面相覷，席間話題開始圍繞上海人展開。 　　 心悟粵商 　　中國的商人中，悟性最高的是廣東商人，典型的代表是王志東和李東生。 　　廣東是個佛教盛行的地方，尤其禪文化影響粵人歷經千年。 　　禪宗最大的魅力，莫過于這種憑悟性而獲得的“一躍而入、直截了當”的快感。從隋、唐之際禪宗建立開始，歷唐、宋鼎盛時期而經元、明、清為止，時間一千余年，禪宗宗風遍播東亞及東南亞各地。 　　話說唐高祖武德年間，廣東新州一姓盧的樵夫，不遠千里跑到湖北黃梅，向禪宗第五代祖師弘忍學禪求佛。五祖問他：“嶺南人無佛性，怎么做佛？”他答道：“人地即有南北，佛性豈有東西？”五祖覺得他根性太利，便叫他到槽廠去做舂米的苦工。 　　八個月后，這個叫慧能的小衲，憑一首“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偈語，一舉奪得弘忍的衣缽，成為中國禪宗的第六代祖師。在自傳心印的當晚，五祖即送慧能渡江南去——禪風自此盛行嶺南。 　　“根性太利”的嶺南人，求佛學佛也許得頗費周折，但退而求其次，做一個禪味十足的商人，卻照樣能其樂無窮。 　　廣東的企業大都供奉佛龕，而且極其講究黃道吉日。廣東商人用人也極其相信緣。李東生敢于大膽放手用下邊的將才，是由于其本身就已經知道，命定的成敗，他自己是不能太多介入的。此中顯出的大氣和李嘉誠是一樣的。這源于他們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該是誰的就是誰的，一切在冥冥中。 　　聰明的唯心者，也可以戰勝愚蠢的唯物者。用心悟世界的粵人，是華人商業的好風景。 　　 較力東北 　　把錢都擺在臉上，是對東北人的一個評價，這是貶義的。 　　快意人生，也是對東北人的評價，這是褒義的。 　　東北商人的快意商業，在嘴上、臉上，甚至胳膊上。東北人做生意喜歡比大個，看誰的財大、誰的根大、誰的膽子大。 　　早就有人作過這樣的評價，說東北不出圣人，棍子掃一圈，掃倒的全是武夫。而且東北人身上有“土匪氣”，出了名的愛打架，動不動就說要“削”誰，打架的原因往往就是因為誰看了誰一眼這樣的小事。 　　現在的電視劇沾上東北味就火，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呼聲更火。但東北的企業家卻一直不溫不火，連上幼兒園的小孩都知道“虧損”、“下崗”是什么意思。 　　但這并不影響東北企業家講排場。據說沈陽的奔馳車數量在全世界都會排在前列，就是在北京街頭看到一輛奔馳車，其尾部的車牌上也會有幾成可能寫著“黑”、“吉”、“遼”。 　　“關系”可能是東北人做生意的命門，成也關系敗也關系的東北人太多。東北老太太的外孫來北京找工作，給親戚打電話第一句就是：關系托到沒，錢遞到沒，關系的關系靠譜不？好像沒了關系，堂堂大學畢業的外孫子就不可能有好出路。 　　東北人的快意商業也往往體現在關系上，這制約了東北創業的環境。其實商人是普通人，不是關系人。看來東北人應該把勁更多地較在產品服務上，別較勁在面子和關系上，這樣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才不僅是政府的事。（中國工商/屠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