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企業管理咨詢公司--浙商的執行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一www.sjmldo.com

中國能夠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迅猛的國家之一，與各地企業家和商人的努力分不開。其中，浙商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明清到近代，浙商被人譽為“商界不倒甕”，而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政策突破都與浙江人有關。浙商何以取得這樣的成功？與其他地方相比，浙商或者說浙江文化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

比較各個地方的商人類型，我覺得浙商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義利與功用并存。在陜西或者說更封閉的中原文化中，人們講的是“君子取義，小人趨利”，因此要抱義去利，受傳統儒家倫理的影響，對財富不太重視。中原文化是在南北朝以后傳到浙江一帶的，因此浙江文化也有了“重義”的特點，即“君子之道”。但是，與中原地區不一樣，浙江物產豐富、交通便利，在鴉片戰爭之后又開埠通商，于是物資交換變得非常頻繁，浙江人顯得很重實利。結果就是，義和利在浙江地區結合地比較好，所以浙商給人的感覺是既精明又能夠務實、講道義。

第二，交易買賣的商品類型非常復雜。浙商幾乎什么東西都做，小到過去很多不為人知的小商品如山貨、海貨，大到機械、輪船，再到近年來的打火機、紐扣、標簽、小飾品、電飯鍋、房地產等等，幾乎無所不包，生意范圍非常廣。另外，由于這個地方的私人海上貿易開得比較早（之前海上貿易是由官方控制的），在對外貿易領域也較為發達。

第三，家族企業居多。相對來說，浙江的家族企業用中國傳統倫理“包裝”的比較好，有忠厚的情感紐帶，因此維系地比較好。實際上，很多浙江的大型企業和海外的浙江企業，都是家族企業。

第四，同鄉意識、地緣觀念非常強。在崇禎年代，浙江就有了最早的地方商會。隨著浙商的往外擴展，各種會館也陸續成立，然后他們利用鄉情鄉誼互相幫助，互相保護，共同參與商業競爭。

最后，浙商特別務實，能吃苦。他們不會因為事情不好看就不去做，在他們的眼里，只要能賺錢，再苦再累也照樣去做。比如在全國的小商品市場中，浙商就占有很大的比例；我到新疆市場時有一個體會，那就是溫州的小商人幾乎在全世界都跑。溫州商人最愛講的一句話就是，通過“千辛萬苦、千山萬里、千難萬險”去做成一件事情。這個特點跟北京商人是不一樣的，北京商人就不一定會這樣去做。

近年來中國企業有一個特點，大多數有名的企業都經歷了大起大落。但是觀察以后會發現，這種大起大落的現象在浙江并不多見。于是就引出了一個問題：既然大家都是在做企業，都想通過企業來實現贏利的目的，為什么偏偏浙江的商人就較少地經歷這種大的波折或者起伏呢？

還是跟地域文化有關系，我們不妨先來看一下幾個地方的文化特點。東北文化是一種比較“脆”的文化，就是說很容易拍胸脯，也很容易拍屁股。東北人很習慣說“整”，但是沒過幾天就把企業整黃了，到最后一反省，還是沒整明白。

到了西北是“ran”，意思是說事情總是很糊涂，全都攪活在一起。比如說西安，西安大概有五六千年建都的歷史了，但是這個地方的農業文化不細分，所以要想把什么事情搞清楚，很難。所以當地人教我們一個做事的秘訣：第一悄悄的，第二緩緩的，第三冉冉的，第四潺潺的（舒服的意思）。

上海則是以清楚為特點。用上海話說事情做得不好就是“拎不清”，或者說你搗漿糊，三七二十三。所以上海人最看不慣的就是不清楚，上海的企業應該說是很清楚的，更像是一種制造業文化。

而浙江人用得最多的一個詞是“做”，也就是說很強調腳踏實地。所以見到浙商以后，你會發現他動不動就是“我能幫你做什么”，或者說“這件事情要做好”，都是“做”字說的非常多。一般來說，浙商話很少，老是笑咪咪的，但是事情做得很實。他們基本上不太愛娛樂，不去歌廳，就是一味“死做”。

這跟浙商產生的歷史有關系，有一些商幫（如龍游商幫，浙商的一個分支）的起步是非常艱苦的，因為浙江丘陵地區多，在這種特別艱苦的地方為了生存下去，“做”便成了唯一的樂趣。所以，浙商不會像廣東商人那么會玩，在娛樂場所里也比較放不開。由此可以看出，地域文化的影響是很大的。

另外，企業出問題的概率跟它所處的行業有很大的關系。比如說，某個地方金融比較發達，那么這個地方跟金融相關的問題就比較多，就容易給人“大起大落”的感覺。跟廣東、上海等地在歷史上做大規模的貿易、金融以及制造業不同，浙江并沒有這種歷史淵源。從傳統上說，浙商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從事小額的貿易，就是往海外跑；另一類就是從事不被人注意的小加工業。所以并不是說浙江的企業沒有問題，只不過因為大多數企業都小，所以媒體不太注意。不像東北地區，不僅商業上有很多大起大落的傳奇故事，而且江湖上的傳奇也不少，這都是跟地方文化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