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報》近日的一篇報道再次在網絡和媒體上引發了公眾對中美物價差異的熱議。據報道，一件同樣款式的大嘴猴(PaulFrank)短袖T恤，在北京某商場售價368元，而在美國亞馬遜網站的售價僅為26美元，合人民幣162元。為何洋品牌在中美之間會存在如此高的價差？大家可能首先歸結于中國高額稅收和民眾的崇洋媚外消費心理。這個問題爭論了這么些年，時至今日仍無定論，足以說明真相可能遠非如此簡單。 　　目前，中美兩國物價差異的焦點主要集中于三類商品：一是房地產。住房購買支出占中國居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其價差最容易為人所感知。二是成熟的工業產品和從國外進口的奢侈品。代表性的工業品包括電子產品和汽車，這種價格差主要反映了成熟市場和欠發達市場的供需差異。以汽車為例，美國人均汽車至少1輛，而中國人均汽車保有量雖然逐年增加，卻仍不足10%。相比旺盛的購車需求(尤其是高檔進口汽車)，中國的汽車供應仍然不足。供需失衡導致中國的汽車價格雖逐年走低，但相比美國仍然很貴。另外，中國人買貴不買賤的炫耀性消費心理，也是造成國際品牌價格在中國高企的助因，這給了跨國企業聯手對中國消費者進行壟斷定價的空間。 　　三是中國出口國外的商品。這類產品主要集中在服裝、紡織品、玩具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價格優勢是它們走向國際市場的重要條件。受出口經濟導向的影響以及扶持出口型中小企業的考慮，政府出臺了系列稅收優惠政策，最終為國外消費者源源不斷地提供遠比國內價格低廉的“中國制造”，這實際上是在拿全中國人的錢補貼美國人的低價消費。 　　然而，由于中美兩國在社會制度、收入水平、消費習慣和支出結構等方面存在差異，簡單的價格對比很容易讓國人認為一概是“東風壓倒西風”。從一般的經濟學意義上劃分，市場既包括了有形的商品市場，也包括無形的服務市場。我們現在看到的中美之間物價相差較大的更多是可貿易商品市場的價格，事實上美國凡是牽扯到人工成本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都相對較高。而且美國人的支出結構和我們大不相同，其收入約1/3用于交稅。稅后收入中，1/3用于購買養老和醫療等各類保險，1/3用于住房，剩余1/3用于教育、食品、交通出行以及其他雜項開支。我們通常用于物價比較的基本生活用品，在其消費支出結構中占比十分有限。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商品低價并不與好的市場絕對畫等號。上世紀90年代前，中國實行的是配給制。那時的物價遠比國外低，但你能說當時中國人享受的商品服務世界一流嗎？顯然不能。低價是計劃管制的表現，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物資短缺。這在政府補貼的領域特別明顯。以地鐵價格為例，北京的票價全世界有名的低，你能說北京人比全世界人享受更優質的地鐵服務嗎？顯然也不能。由此可以看到，物價只是衡量市場表現好壞的一個因素，而非唯一因素。 　　再者，由于世界銀行近些年公布的中美購買力平價一直低于實際匯率，即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比實際匯率計算出來的更大。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按照購買力平價(PPP)和現價美元計算出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估算，2012年中美兩國的購買力平價約為4.23，而該年的實際匯率為6.31。于是有人驚呼原本很便宜的美國商品按照相對購買力計算更加便宜。這其實是一個悖論，因為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公式，當購買力平價低于實際匯率的時候，意味著中國國內的一攬子同質商品相比國外更便宜而不是更貴。 　　所以，當下人們所感知到的國內物價偏高，與其說是中美兩國價格水平差異的真實體現，不如說是居民對于日常消費支出相比收入過大而產生的生活焦慮的表達和對民生問題的集中訴求。究其根源，無論是從生產、流通、銷售環節所產生的市場交易成本來講，還是從企業和國家的競爭力來講，我們和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國家確實還存在一定差距，這些才是推高國內物價的幕后黑手。 　　首先是通貨膨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自2005年至今，中國累積CPI高達25%，而美國同期則僅為17.6%。中美兩國同樣采用量化寬松政策，同樣超發貨幣，結局卻大相徑庭。美國依靠美元的強勢地位，通過美聯儲超發貨幣，將流動性引到世界各國。而中國在現有的結售匯制度下，每多1美元的外貿收入，就要多被動增發6.3元人民幣的貨幣，直接造成人民幣“外升內貶”的尷尬困局。 　　其次是交易成本過高。一是表現為物流運輸成本過高，在中國，收費站比服務站多，過路費比燃油費貴。據悉，從廣州運貨到北京比從廣州運貨到美國還貴。二是表現為銷售環節成本過高。在國內商場，除購入的成本價之外，商家還要支付各種稅費，累加起來就多出大約30%的“交易費用”。三是隱形的尋租成本過高。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建議中國政府通過降低稅費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時走上降低物價刺激內需的發展道路，可謂切中要害。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品牌。沒有世界一流的品牌，在別人的市場上自然就沒有定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