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賀雪峰（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 ）

第一辯： 土地增值歸政府還是歸農民？

周其仁：“ 不要都歸政府，或都歸土地所有者，要分成”

　　過去各級政府的財政能力很弱，又想集中土地來完成國家工業化，所以當時的土地法令非常傾向征地這一方，補償價格比較低。隨著城市化急速擴大，地價迅速上漲，結果就是政府可以從農民的手里將土地以很低的價格拿來，再以很高的價格賣出去，于是矛盾開始加劇。

　　土地是農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資源。使用權是農民的，放棄使用權也是農民的權利。讓農民自己議價，可以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所以我主張，不要土地漲價都歸政府，或都歸土地所有者，我的觀點是要分成，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比例。”

　　賀雪峰：“ 城市建設用地自然增值來自于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后的集聚效應，出讓收入相當于政府成本回收”

　　國家出讓建設用地使用權獲得土地出讓金收入，并以此土地出讓金收入來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城市建設用地自然增值來自于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后的集聚效應，土地出讓收入相當于政府成本回收，并在回收后用于新一輪公共投資建設。這個過程十分完美，既符合中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又真正做到了土地“漲價歸公”和“地利共享”。

第二辯： 農地是否應該入市？

周其仁：“ 城鎮走向市場被證明是對的， 農村 完全有理由爭取同地同權”

　　土地配置機制在城鄉之間分了岔。城市的國有土地有合法轉讓的地位，可以運用市場機制。農村集體土地卻始終得不到相同待遇。沒有誰會贊成城鎮土地房屋“出市”，重回計劃指令體制之巢穴。我的觀點是，既然城鎮向市場的分岔證明走對了路子，農村這個一直被摁在非市場分岔里的土地房屋，也就完全有理由急起直追，爭取同地同權。

賀雪峰：“ 國家不允許農地直接入市， 這樣就保持了一個從緊的土地供求關系”

　　國家不允許農地直接入市，而且限制農村轉為非農用地的數量，控制每個省市新增建設用地的總量，這樣就保持了一個從緊的土地供求關系，就抬高了土地的價格，國家政策顯然是有道理的。

第三辯： 農民是否應該享有更多的土地權利？

周其仁：“ 如果存在合適的轉讓機會，卻沒有轉讓權，會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當權利主體覺得轉讓不值的時候，他可以拒絕轉讓、拒絕成交，這也是轉讓權的題中應有之義。反過來，如果經濟中存在合適的轉讓機會，卻沒有得到合法保障的流轉權利，那勢必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帶來極為負面的影響。這也正是目前行政壟斷土地流轉、農民集體的土地缺乏與國有土地平等權益的弊端所在。

賀雪峰：“農戶土地權利越大，集體行動越難”

　　在中國農村，農戶土地權利越大，集體行動越難，生產生活基礎條件就越無法改善，單家獨戶的小農，尤其是仍在農村種田的耕者，就不得不面對更加惡劣的農業生產條件，他們不僅要流汗，而且要流淚，甚至流血了（比如為爭水而打架傷人）。這是典型的“反公地悲劇” 。

第四辯： 國外的土地成本比中國低得多嗎？

　　周其仁：“ 中國一線城市建筑土地成本超過70%，而 澳大利亞只有13%”

　　中國一線城市，一個建筑，土地成本70%以上，全國平均大概是50%左右，去發達國家來看，像澳大利亞有中國的廠商去投資，土地成本占建筑的比例13%。現在很多中國公司跑到紐約去投資，覺得挺開心，為什么？他的土地成本沒有那么高 。

賀雪峰：“國外 高昂的房地產稅相當于向所有購買房地產者分次收取土地費用”

　　澳大利亞和美國與中國有個顯著的在住房政策上的差異，即中國現在并不征收房產稅，而澳大利亞和美國是要對房地產征年率最高可達3%的房地產稅的，高昂的房地產稅相當于向所有購買房地產者分次收取土地費用。或者說，中國通過收取土地出讓金是一定意義上折抵房地產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