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人民幣入籃并非一勞永逸之事。要真正成為國際經濟社會發展中舉足輕重的國際關鍵貨幣，中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也還有許多困難要解決。其中包括：第一，逐步調整人民幣國際化的貨幣基礎。一方面需要將國家外匯儲備思維轉向國家外匯資產思維，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加快運用外匯對外直接投資的進程，緩解超額外匯儲備的狀況；另一方面，將人民幣國際化的資產支持機制從外匯資產轉向海外實體資產和金融資產。第二，加快貨幣政策調控體系的改革。第三，加快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第四，加快發展資本市場。第五，加快信息公開披露制度的建設。第六，強化金融風險的管控。

■在人民幣入籃后，有效協調人民幣幣值在境內外的穩定，運用好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就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充分考慮和實時關注的政策重點。由此，必然促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從中國境內延伸到境內外統籌協調，更加具有國際性。這一過程的復雜性和敏感性大為提高，但同時也歷練和提高了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化水平，使其與負責任大國的國際要求相契合。

□ 王國剛

邁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新步伐

在國際經濟和國際金融領域中，國際貨幣的選擇權直接關系著相關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利益協調，因此至關重要。所謂國際貨幣的選擇權，是指作為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其他國際經濟活動中的主要貨幣（即關鍵貨幣）至少應有兩種以上，以供介入國際交易的各個國家和地區從各自的利益出發自由選擇。

從18世紀以來的國際貨幣體系演變看，在貴金屬復本位條件下，交易各國既可選擇黃金為交易貨幣也可選擇白銀為交易貨幣；在金本位（包括金匯兌本位）條件下，交易各國既可選擇黃金為交易貨幣，也可選擇代金券（即具有法定兌換黃金的紙幣）。在英鎊為國際貨幣的時期，1英鎊紙幣有著法定的對應重量的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安排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這些安排實際上給了交易各國以貨幣選擇權。從維護國際市場交易秩序的穩定來看，在有兩種以上貨幣可選擇的條件下，交易各國傾向于選擇有利于維護自己權益的國際貨幣展開交易，由此，在時間持續的過程中，將迫使幣值不穩（甚至不斷貶值）的國際貨幣在貨幣競爭中努力提高自己的穩定性（否則，將面臨退出國際貨幣職能的命運）。各國在國際市場中的貨幣選擇權實際上是市場經濟賦予交易各方充分選擇權貫徹在貨幣領域的具體表現。市場價格在競爭中趨于穩定，同理，國際貨幣的幣值也在競爭中趨于穩定。

1971年8月，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由此，結束了多種國際核心貨幣的體系和固定匯率制度，拉開了單一國際核心貨幣的序幕。1976年1月的協議，確認了浮動匯率合法性、黃金的非貨幣化，提高了SDR在國際儲備貨幣中地位，由此使得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存在的國際貨幣選擇權轉變為美元獨霸的單一貨幣體系。在這種單一的核心國際貨幣體系下，一方面除美國之外的其他絕大多數國家喪失了國際貨幣的選擇權，在國際經濟活動中只能接受以美元為核心的既定價格，再無通過國際貨幣的選擇來約束以美元定價各種商品的可能；另一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借助浮動匯率機制的安排，可以根據本國的需要隨意地發行美元等貨幣，可以在無約束的條件下不再顧忌美元等貨幣投放對國際經濟變動趨勢的影響程度。盡管在當時條件下，還有英鎊、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日元等國際貨幣可供選擇，但這些國際貨幣以美元為核心、隨著美元幣值的變動而浮動，同時，這些國家中的任一國家的經濟體量都難以支撐快速擴大的國際經濟貿易規模、資本流動規模和金融交易規模，由此，美元“一幣獨霸”的格局不斷延續。

如果要對美元的幣值狀況進行客觀的符合市場機制的評價，最為有效的標尺也許還是回到每盎司黃金的美元價格。在1971年8月之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是直接與黃金掛鉤的。2011年9月6日，每盎司黃金達到歷史最高價1912美元，按此計算，1美元的黃金價值下跌了54.63倍，即此時的1美元與1971年8月前相比，不足2美分。近期，黃金的美元價格大致在每盎司1000美元至1100美元之間波動，以此計算，與1971年8月之前美元含金量相比，近期的1美元的含金量已不足4美分。由此，既可看出美元的貶值程度以及美國因此所得到的貨幣稅數量，又可看出世界各國和地區（除美國外）因美元貶值所給美國輸送的利益。

1999年歐元問世以后，美元獨霸國際經濟領域的格局受到嚴重挑戰，引發了美元和歐元之間的諸多明爭暗斗。但因信用貨幣實質上是由對應國家的財政機制予以支持的，歐元缺乏這一機制安排，所以，底氣嚴重不足。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區屢屢陷入債務危機的困境和經濟衰退的困境，歐元走軟也就在所難免。在此背景下，隨著美國走出金融危機的泥潭，美元再次堅挺，其獨霸國際經濟領域的勢頭走強。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有著足夠的經濟體量，這為人民幣成為國際關鍵貨幣奠立了重要的經濟基礎；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國家財政實力雄厚且信用不斷強化，這為人民幣的國際信用增強提供了良好的國家財力支持；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給國際經濟領域的各方交易者提供了一個穩值（乃至升值）貨幣的選擇機遇。在這些條件下，人民幣入籃不僅將給國際貨幣體系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將給國際貨幣體系進一步的改革帶來新的機制。2015年11月30日，在IMF執董會決定將人民幣納入SDR之后，中國人民銀行表態強調：人民幣加入SDR有助于增強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方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加快推動金融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作出積極貢獻。12月1日，在人民幣入籃有關情況吹風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強調：“我國貨物貿易還有比較大的順差，外商直接投資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就是我們所說的FDI和ODI都是持續增長的，外匯儲備也非常充裕。這些因素決定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由此，弱化了國際社會中關于入籃后人民幣重蹈美元持續走軟舊路的擔心。

主權貨幣是一國的一張名片。人民幣入籃在美、歐、日、英等發達國家貨幣構成的SDR籃子中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因素，這既為提高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話語權創造了條件，也為眾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路徑。由此，在國際貨幣體系運行和改革發展中將更加充分地體現發展中國家的訴求。

推進中國經濟金融的國際化

媒介交易和價值貯藏是貨幣的兩個基本功能。人民幣入籃標志著人民幣加入了國際關鍵貨幣的俱樂部，它的國際信用能力明顯強化。這不僅有利于加快推進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其他國際經濟活動中更加充分地發揮交易貨幣（從而標價貨幣、結算貨幣等）的功能，而且有利于推進人民幣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功能。由此，既將大大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也將大大加快中國經濟金融國際化的進程。具體來看：

第一，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化程度將進一步提高。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是中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長期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側重保持人民幣在境內的幣值穩定，為此，各項政策和措施也大多集中于此。在人民幣入籃后，有效協調人民幣幣值在境內外的穩定，運用好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就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充分考慮和實時關注的政策重點。由此，必然促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從中國境內延伸到境內外統籌協調，更加具有國際性。這一過程的復雜性和敏感性大為提高，但同時也歷練和提高了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化水平，使其與負責任大國的國際要求相契合。

第二，人民幣將成為國際市場交易中的重要貨幣。人民幣入籃后，與此前相比，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其他國際經濟活動中以人民幣為標價貨幣和交易貨幣的空間和可能性大為提高，由此，對中方機構而言，可用人民幣直接進入國際市場，省去了原先在匯兌方面的一系列手續和成本。從經常項看，中國出口的產品、服務、收益匯出等使用人民幣更加便利。從資本和金融項看，運用人民幣進行國際投資和國際金融交易也將成為可能。從居民個人出境旅游消費和出國就學等方面看，人民幣與所在國主權貨幣的兌換點（如機場、銀行和兌換所等）將明顯增加，兌換手續更加方便。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幣值受到中國境內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由此，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在人民幣介入交易的條件下將更多地受到中國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中國在這些大宗商品價格走勢方面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也將進一步提高。

第三，人民幣將成為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因素。人民幣入籃，一方面將大大加快以人民幣標價的國際金融產品創新，使得國際金融市場中增加了各種人民幣金融產品，這將有利于中國境內資金以更加方便的方式直接進入國際金融市場，推進中資金融機構充分運用境內外兩個金融市場展開相關投資和金融交易，提高資產在國際的配置水平；另一方面，將大大加快離岸人民幣交易市場的發展，推進境內外人民幣匯價水平的協調、境內外金融產品定價和交易價格的協調，提高中國經濟走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再一方面，將大大促進境內中資機構（包括實體企業和金融機構）在海外發行人民幣證券（如債券、股票和其他證券）的可行程度，拓寬中資機構利用國際金融市場展開金融創新的空間。

第四，人民幣將成為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貨幣。“一帶一路”戰略是一個恢宏且深遠的構想，它的實施僅靠中國3.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遠為不足的。人民幣入籃后，在實施這一戰略的過程中，可以更多地運用人民幣展開相關項目投資和金融運作；同時，由于人民幣以穩值（乃至升值）貨幣趨勢邁入國際貨幣市場，這將使更多的沿線國家和地區樂于接受人民幣，由此，將緩解投資建設資金的不足，支持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給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更多的經濟社會福祉。

第五，推進境內金融機構的業務轉型和金融創新。在上述條件下，境內中資金融機構在順應人民幣入籃的過程中，將進一步強化資產、業務和服務在境內外的布局，借助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的影響力和通道，展開相關金融創新，歷練和提高國際金融運作團隊，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動態，展開相關金融交易和服務，從而，提高自己的國際化程度，既為境內服務對象提供境外金融業務服務，又為境外服務對象提供境內金融業務服務。在這一過程中，中資金融機構將逐步地發展成國際性金融機構。

深化貨幣金融的體制機制改革

人民幣入籃給中國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直面這些新挑戰，深化貨幣金融的體制機制改革，是中國的必然選擇。尤其是考慮到，IFM對SDR貨幣籃子每隔5年進行一輪新的評估，已進入SDR貨幣籃子的主權貨幣達不到規定條件的可能“出籃”，新的達到SDR貨幣籃子條件的主權貨幣將“入籃”，因此，此番人民幣入籃并非一勞永逸之事。要真正成為國際經濟社會發展中舉足輕重的國際關鍵貨幣，中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也還有許多困難要解決。其中包括：

第一，逐步調整人民幣國際化的貨幣基礎。近年來，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但境外的國家和地區、企業和居民個人等之所以接受人民幣，除了人民幣是一個幣值上升的貨幣外，一個基本原因在于，中國有著3.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由此，中國實際上陷入了一個幣值矛盾之中，即我們不斷將升值的貨幣向境外輸送，手中卻留著巨額的貶值貨幣，這種情形長久下去，將引致中國利益的嚴重損失。要改變這種狀況，一方面需要將國家外匯儲備思維轉向國家外匯資產思維，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加快運用外匯對外直接投資的進程，緩解超額外匯儲備的狀況；另一方面，將人民幣國際化的資產支持機制從外匯資產轉向海外實體資產和金融資產。

第二，加快貨幣政策調控體系的改革。中國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建立在運用行政機制直接調控的基礎上，新增貸款規模管控、存貸款基準利率管控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機制等是常用手段，但這些機制并不符合市場機制的要求；另一方面，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調控工具的央行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及其機制，我們迄今尚未有效形成，也缺乏相關的調控經驗；再一方面，中國的貨幣政策調控在更大程度上依然建立在以金融機構為對象的基礎上，將金融市場作為調控重心的工作還在探討中。這些方面的體制機制改革是人民幣入籃后必須加快的重要內容。

第三，加快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中國金融監管實行的行政性分業監管模式，它以金融機構為主要監管對象，主要運用行政機制予以實施，監管的范圍涉及金融產品、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方方面面，而且在政策影響下，不時變動監管的重點。人民幣入籃要求中國的金融監管機制與國際接軌，一方面應充分實行負面清單制度，準許各類市場主體在負面清單之外平等地進入金融市場；另一方面，應從機構監管為主轉向功能監管（或業務監管）為主轉變，推進各類金融監管之間的有效協調；再一方面，應從貫徹政策要求轉變為依法監管，堅決打擊各類違法違規的金融行為，建立健全預警機制和應急機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四，加快發展資本市場。中國金融以商業銀行的存貸款機制所形成的間接金融為特點，直接金融所占比重不高。這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要求形成明顯反差。在人民幣入籃后，境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企業和個人持有的人民幣，除了通過存款等機制回流中國境內外，主要通過投資于中國資本市場的各類金融產品回流中國。如果缺乏足夠的投資品種和金融產品規模，則這些境外主體將不愿意持有人民幣，人民幣入籃的國際效應就將嚴重降低，為此，需要加快中國資本市場的金融產品（包括政府債券、公司債券、資產證券化證券和股票等）的品種、規模和市場層次的發展。與此同時，需要加快相關金融市場中介機制（如咨詢公司、評級公司、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和信息服務公司等）的發展。

毫無疑問，人民幣入籃并不直接要求中國的資本與金融賬戶全面對外開放，但這一賬戶（尤其是金融交易賬戶）長期不擴大開放程度，不利于入籃后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貿易市場上的功能發揮，也不利于利用人民幣入籃契機支持“一帶一路”的戰略實施。

第五，加快信息公開披露制度的建設。中國相當一部分信息在行政機制中運行，引致金融市場運作和金融監管的透明度不夠高。人民幣入籃之后，這些信息應通過各類公開渠道（包括媒體）予以披露，給市場各類主體以公平的信息條件。在這個過程中，持續公開相關數據、不隨意調整統計口徑、公開說明各類數據的統計依據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六，強化金融風險的管控。人民幣入籃后，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擴大，國際因素對中國境內金融運行的影響力度也將加強，為此，需要從境內外兩個市場相連接的角度來設計和實施金融風險的管控。在金融創新管控尤其需要注重各家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作共管，以免發生監管漏洞或監管盲區，給中國的經濟金融運行帶來不應有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