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杰

　　一個國家級貧困區的建設高潮，一座產業空城的集資狂熱，一場民間融資的政策變奏，一位爭議地產富商的窮途末路，一樁疑團重重的詐騙案件。這一切，并未因曾成杰之死而畫上句號，反而持續升溫發酵。由此折射出的地產民間融資窘迫的生態環境，也引發了社會及業界的關注與反思。

　　■本報記者 張鳳玲 北京報道

　　或許在執行死刑前的一瞬，曾成杰腦海中曾短暫掠過人生隕落的軌跡。10年間，從湘西叱咤風云的傳奇富商，到引發中國司法爭議的死刑犯，曾成杰之死，使人們再度向在西部大開發鼓舞下的中西部城市建設與融資狂熱，投去哀愁而痛惜的一瞥。

　　7月12日，曾成杰被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死刑，對其罪行的判決是非法獲取項目開發權和集資詐騙，涉及資金總額約34.52億元。

　　此時，距離曾成杰案發已經過去5年，關于其為湖南省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稱“湘西州”）圖書館、體育館、群藝館、電力賓館、東方紅市場等（下稱“三館項目”）整體改造開發所進行的民間融資究竟是“非法吸存”還是“集資詐騙”，法律界一直爭議不休。

　　“曾成杰罪不至死，湘西集資案件爆發，責任應由政府、企業家和民眾共同承擔，而不能僅用曾成杰一個人的生命來買單。”代理湘西集資案件的北京京鼎律師事務所杜兆勇對中國房地產報記者表示，如果把所有罪責都推到個人身上，會掩蓋更多的實質性問題，無助于民間融資痼疾的解決。

　　接受記者采訪的多數人士認為，曾成杰利用民間融資在湘西的城市建設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但其早期獲取項目的灰色內幕、中期項目操作上的種種缺陷、民間集資廣撒網下的不擇手段以及后期對政府管制的激烈對抗，還是不可避免地將其拖入了覆滅的深淵。

　　曾成杰身后，落后區域大干快上的城市建設和狂熱的民間融資依然大行其道。地產民間融資之痛，并不會因為一紙判決書和一個生命的逝去而徹底根除。“曾成杰是一個特殊時期的犧牲品，應該以此為鑒，梳理對民間融資疏與堵的思路，從立法、行政等多個維度更堅決地推動金融改革。”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資本運營研究中心主任馮鵬程對記者說。

　　地產集資誘惑

　　1986年，懷揣著“包工頭”夢想的邵陽人曾成杰，帶領著50多個老鄉來到吉首打拼，并在當地建筑領域闖出了一定的名氣。

　　湘西本地人士透露，曾成杰能夠在吉首立穩腳跟，并迅速擴大自己的生意規模，歸功于其與時任州長杜崇煙在內的當地官員關系密切。或許正是這種灰色幕簾下潛生暗長的力量，支撐著曾成杰在日后不斷鋌而走險，并最終導致了其人生的悲劇。

　　2003年，一直混跡于建筑行業的曾成杰迎來了一個絕佳的轉型良機。

　　在國家西部大開發的熱潮下，本就是少數民族改革試驗區的湘西，希望能利用國家政策扶持的機會實現經濟和城市建設的大發展。杜兆勇對記者表示，當時房地產業被提升到“新興支柱產業”、“湘西拉動經濟發展的第五級‘火箭助推器’”，湘西的房地產市場逐漸從冷清轉為火爆。

　　根據媒體公開報道：在2001年之前，吉首市注冊的房企只有8家，2005年這一數目已達到61家，房地產公司遍地開花，成為當地不可忽視的力量。2003年，吉首市土地出讓金已超過1.2億元，2004年土地出讓金大約1.5億元，2005年則一舉超過2億元。2003年、2004年，吉首市房地產投入資金連續突破3億元。

　　2003年6月，湘西州委常委辦公會議研究決定，為了提高吉首市舊城改造的水平，實施“三館項目”開發的公開招標。據了解，該項目占地約80畝，為吉首市區最繁華的商業用地，是一塊實實在在的“肥肉”。

　　最終，資質并不算優越的曾成杰中選，并在隨后與市政府官員親屬共同成立湖南三館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曾成杰任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在這段時間，曾成杰先后使用多種形式向社會集資，集資利率從年息20%（月息1.67%）逐步提高到令人咂舌的月息10%。

　　而這種肆無忌憚的高息民間融資背后，是政府的大力推動和當地實體產業的空白。從2000年開始，湘西州政府的報告中多次提到“調動民間投資和企業創業的積極性”、“千方百計啟動民間資金”、“拓寬融資渠道、激活民間投資”、“引導和推動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領域，拓展民間資本的融資渠道”等。

　　2000年，吉首市當年的財稅收入僅為1.04億元，根本無力投入城市建設。“吉首多年來發展緩慢，資金匱乏是最主要的瓶頸。”吉首大學商學院副教授魯明勇表示。

　　“湘西州要趕上全省的平均發展水平，達到當地政府的期待，至少還要追加20億元的投資。國家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畢竟只是一個政策導向，但具體的資金從哪里來？”一位不愿具名的湘西州財政局職員告訴中國房地產報記者。

　　魯明勇指出，在計劃經濟時期，湘西國有、集體企業破產給各家銀行造成了大量的呆賬、死賬，當地銀行采取了嚴格的貸款限制措施，使大多數民營企業不得不尋求民間融資。

　　知情人士透露，在曾成杰為項目建設資金來源發愁時，正是政府官員鼓勵其通過民間融資拓展資金渠道。而政府方面的辦事處進駐三館項目現場，也讓集資群眾相信，這是為曾成杰的民間融資做了強大的信用背書。

　　上述湘西人士對記者表示，吉首當時的絕大多數家庭都參與了集資，甚至還吸引了長沙、懷化乃至重慶、廣東、福建等外地省市的個人資金，融資企業近百家。

　　根據媒體后來的報道，湘西非法集資案涉及34萬人次、6.2萬余集資群眾，20家公司涉案，涉及本金總額高達168億元。案發的2008年，湘西州的GDP為226.66億元，這一集資額接近湘西州GDP的75%。

　　事實上，在“全民集資”的背景下，國家級貧困區湘西的確獲得了超常的發展。當地統計部門資料顯示，在非法集資最瘋狂的5年，湘西州GDP以年均11.1%的速度遞增，其城市建設面貌也迅速提升。

　　超常發展的副產品，是急速膨脹的房地產泡沫，短短幾年內，吉首的房價從800元／平方米漲到2000元／平方米，而該市居民月均收入不到千元。

　　“湘西州除了房地產，幾乎沒有任何產業，經濟生態環境非常差，根本無法消化掉這些泡沫。”上述湘西州財政局職員告訴記者。

　　然而，前幾波的集資群眾還是在地產的暴漲中賺得盆滿缽滿。在這一誘惑之下，集資如野馬般開始開始脫韁飛奔，直到從巔峰墜下。

　　決裂與覆滅

　　2008年初，當曾成杰收到湘西州政府關于清理民間融資的通知時，他已經意識到，與地方政府的決裂無可避免。

　　其時，全球金融海嘯已經開始泛濫，中央到地方紛紛拉響對民間融資的警笛。湘西州政府對民間集資的態度與幾年前的積極鼓勵形成了“180度大轉向”。曾經高喊拉動房地產開發的地方官員，講話主題迅速扭轉為“把規范民間融資和防范民間融資風險作為本屆政府的首要任務來抓”。吉首市房地產商會迅速貫徹領導指示，召集會員商議，集體降息。

　　但曾成杰對這一提議表達了堅決抗拒的態度。由于不斷提高利息和支付集資戶現金獎勵，曾成杰的三館公司越來越難以承受利息支付之重，而其開發收入也并不理想。

　　“曾成杰本身就是一個包工頭，駕馭資本運作、實際操作項目、營銷管理等能力非常欠缺，這也是他最終敗走三館項目的原因之一。”曾經在三館項目做策劃的李平告訴中國房地產報記者。

　　“曾成杰有自己的盤算，他堅信，只要三館工程完工，就能渡過暫時的難關。”上述知情人士對記者透露，曾成杰擔心降息會導致資金迅速緊張乃至資金鏈斷裂。這種不合作的態度，讓他和三館公司迅速成為湘西州金融風險防范工作的重點。

　　“當時市政府組織這些房企開會，研究如何應對困局。當時大家決定把房企從民間融得的資金全部打入州房地產商會賬戶中，并將利息降到3分以內。如果上級查問的話，可以說這是協會為了促進區域行業發展的行為，不會涉及具體企業。”上述湘西州財政局職員說，在場的其他房企老板全都在文件上簽了字，只有曾成杰拒不簽字。

　　“其他企業的錢都在商會賬戶中，政府是可以控制和解決的。如果當時不把最有影響力的曾成杰定性為集資詐騙，根本無法凍結其資產，一旦他把資金轉移走，后果會非常嚴重。”杜兆勇分析道。

　　曾經郎情妾意的湘西州政府與曾成杰就此決裂，而曾成杰的悲劇結局也由此注定。

　　王少光告訴記者，2008年6月，湘西州委、州政府采用內部通知的方式，要求黨政干部退出民間融資，當地黨政干部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立即引發了擠兌風潮。此外，當地政府還要求融資企業停止支付本金和利息，隨后又做出了只保護本金不保護利息的決定，這種決定也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2008年9月，部分集資群眾在兌付無望的情況下到州政府告狀，最終釀成一系列震驚全國的群體事件。

　　2008年12月，曾成杰因涉嫌集資詐騙被逮捕，其妻子和女兒也同時被調查。

　　“曾成杰最終成為了替罪羊。”上述律師表示，從最開始的大肆建設、鼓勵融資到隨后的突然變臉和釜底抽薪，地方政府都難辭其咎，“一刀切地命令所有企業停止支付本金和利息，使一些資產優良的企業化解風險的努力付諸東流，而過于武斷的殘酷打擊，更是斷絕了融資企業得到其他幫助的可能。”

　　王少光指出，曾成杰把所有籌集的款項全部投入了三館項目，并無藏匿轉移資產的行為，更無逃跑計劃，而是夜以繼日地為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操勞。

　　不過，法院方面的判決卻顯示，曾成杰使用集資款以他人名義投資和成立公司，轉移資產。集資總額達34.52億元，但實際投入工程項目的支出只有5.56億元。集資資金被曾成杰以他人名義投資公司、項目或直接轉移共計2.64億元，個人隱匿占有大額集資款1530萬元，將資產轉移到其妻鄧友云名下1991.768萬元，直接套取731.99萬元。

　　民間融資反思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資本運營研究中心主任馮鵬程認為，在曾成杰案件中，不能否定民間資本在湘西建設歷史上的作用。在曾成杰的死刑判決中，不僅應該看到對集資亂象的警示作用，更應該探尋民間資本疏堵權衡的正確路徑。

　　“民間資本應該放開，但不能僅限于投資到房地產領域。”北京市朝陽區工商局人士對記者表示，以溫州為對比，其民間資本流入了鞋廠、快遞行業、食品業等，其風險相對分散，集中爆發的可能性減小，而且溫州的民營資本來源多是企業家，而不像湘西的主力是普通百姓和公務員。

　　該人士指出，民間融資的興起，應該與產業多元化發展和投資者風險意識的培養同步，“面對沒有產業支撐的房地產泡沫，如果沒有現代投資(000900,股吧)意識的熏陶，曾成杰式的悲劇依然無法避免。”

　　金融專家認為，盡管國務院辦公廳日前發布的“金融十條”鼓勵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但我國的法律還缺乏對正常的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詐騙的準確區分，如果未來設立的民營銀行因為經營不善而發生破產等危機的時候，民營銀行創立者可能依然會重蹈吳英、曾成杰的覆轍。

　　2012年3月，國務院決定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設立綜合改革試驗區。但是一年多實踐后，改革效果并不理想，按當時的改革方案設立的溫州民間借貸中心也生意清淡。

　　“政府必須放開金融改革，但從深圳和溫州實踐來看，仍是處于雷聲大雨點小的階段，政策是放開了，但行政審批還沒有放開。”馮鵬程說，“現在應該盡快頒布相關法律法規，為民間資本設立一個跑道，如果參與者偏離跑道，那就是違規，應該接受懲罰。但現在根本沒有跑道，即便政策放開讓大家跑，誰敢大步去跑？再出了曾成杰這樣的事情，誰來擔負責任？”

　　一位房企人士對中國房地產報記者表示，“鼓勵房地產領域使用民間資本是沒有問題的，但這個使用者必須具備充分的資本運作能力，如果僅是包工頭水平，容易造成風險失控。因此，對于民間資本的使用者也要進行門檻設計，這就需要政府的積極引導和規范，而不是對民間資本進入房地產領域的大門一堵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