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經濟增長進入階段性轉折的時候，要使國企真正順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這一大趨勢，就需要走出舊范式、引入新范式。

在過去三十多年國企改革過程中，各層面做了大量探索、實踐、設計、調整，形成了非常獨特的改革軌跡，這便是國企改革的中國范式。

這種范式大致包括如下要點：

第一，長期遵循實用主義思維，在很長時間里刻意回避產權改革，但不斷推行激進的控制權改革；

第二，長時間的激進控制權改革自發地走向漸進的產權改革，使產權改革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特性，導致國企改革較多地對內部人依賴和由內部人主導；

第三，產權改革漸進地和搖擺不定地推進，具有機會主義特征和不確定性，并且與企業的業務、資產、債務重組交互進行；

第四，很多母子型結構和集團化的國企選擇碎片化的、各自突圍的產權改革方式，即保留母公司的國有制不受觸碰，子孫公司等下級法人實行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產權改革；

第五，借助非國有企業崛起帶來的競爭效應和示范效應促進國企改革，同時充分利用非國有企業崛起給國企產權改革和重組提供的緩沖作用；

第六，激進的控制權改革和漸進的產權改革導致了巨大的企業改革成本，改革時間拖延之長又極大地增加了改革成本，對整個社會都構成一種代價，這種代價不僅體現在經濟支付方面，也體現在公平正義方面。

當然，這里對國企改革中國范式的概括不一定很完整，但應該涵蓋了基本要點。

這個范式是在曲折中形成的，是一個歷史產物，在過去十幾年里，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這個范式難以克服的種種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對產權改革的模糊性、搖擺性政策，其他很多問題都是由這一點衍生的。

現在，當中國經濟增長進入階段性轉折的時候，要使國企真正順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這一大趨勢，就需要走出舊范式、引入新范式。新范式的核心內容，就是要推行主動性的、有時間表的總體性產權改革，以此為基礎，推動公司治理轉型和涵蓋業務結構、資產負債、組織構架、管理流程、員工政策、薪酬福利、激勵機制等在內的一攬子重組，從而實現企業的實質性再造和全球競爭力的重建。

舊范式也包含產權改革的內容，但那在較大程度上是一種反應型、被動式的產權改革，過程是漸進的、進度是遲緩的，且經常搖擺不定。新范式產權改革，應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的時間節點去設定一個具體的時間表，爭取在2020年之前，使總體性的產權改革和一攬子重組得以基本完成。

總體性的產權改革，重點對象是那些大型和特大型國企，特別是集團性國企的最上層母公司，包括央企的母公司。除了要改建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母公司之外，它們中的大多數應該實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相應的公司治理改造，極少數涉及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國企可以保持國有全資狀態，但也可試探多個國有機構持股的股權多元化。而對廣大的中小型國企，可以實行多種放活政策。

在上述產權改革的同時，公司治理應該獲得實質性轉型，一攬子重組應該大力推進，使得大多數國企的業務結構更加合理、資產負債表更加健康、組織體系更加精煉靈便、管理能力和創新能力得到強化、三項制度和激勵約束機制實現與市場接軌。這樣的改革和重組如果能夠得以實施，那些位居行業重要地位的大型、特大型集團性國企將可以重建全球競爭力，這比單純合并舉措要有意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