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孫云曉）不妨談談自己的切身體驗。

當孩子面臨重大問題，比如升學、選擇職業時，往往能看出父母視角、眼界的不同。1995年，我女兒小帆臨近小學畢業，老師通知學生父母去學校開會，內容是畢業考前動員。

坐在狹小的椅子上，我發現這個會簡直像是生死大戰動員會。現實明擺著，想讓孩子將來上大學嗎？那似乎就意味著要讓孩子上重點中學，可上重點中學不容易，前三名才有希望。 一個班50多個學生，考前三名談何容易？那就準備錢吧，當時的行情好像是區重點中學5萬元，市重點中學8萬元。不過考分太低了，5萬、8萬也不行！可是，花了高額學費，進了重點中學的門，孩子又會是怎樣的心理感受呢？會不會如坐針氈、四面楚歌？

果然，女兒表示不愿去重點中學活受罪，提出要報考一所非重點的中學。這是一所面向全北京招生的日語特色學校，提前招生和錄取。妻子立即表示反對，她是北京大學日語專業畢業的，一直與日語打交道。她認為學日語天地太窄，將來發展空間受限制，還是主張女兒力爭進入重點中學，學習英語。妻子的擔心不無道理，學任何小語種都會受到某些限制。

于是，女兒選擇什么中學成了我家的爭論焦點。我的觀點：第一，將有關信息告訴女兒，然后尊重女兒自己的選擇；第二，發揮優勢，先生存后發展。女兒學日語固然面兒窄一些，但可與母親用日語對話，加上那所日語中學對外交流多，會比學英語進步更快、機會更多、生存能力更強。

爭論的結果是女兒輕松地考入了那所日語特色中學，免去了升初中的大考之苦，也免去了升高中的考試壓力。女兒在中學6年，總的說來是輕松愉快的，成績處于積極向上的狀態。所以，我認為當時的堅持是對的。

最難以忘懷的是，女兒接待了3批日本女中學生在我們家住宿，她也到日本中學生的家里住過兩個暑假。經歷了豐富多彩的體驗和獨立生活的鍛煉，女兒不但日語水平提高迅速，獨立性與合作能力也顯著增強。

女兒沒有進過名牌小學和重點中學，課外時間也很少參加各種補習班或特長班。我比較重視讓女兒養成讀書與寫作的習慣，鼓勵她積極參加學校的小記者活動。在我看來，當記者接觸人多，要學會分析復雜的現象，有助于提高獨生子女的社會適應能力。因為我當過多年記者，這對女兒的影響也比較大。結果，女兒成為了一個優秀的小記者，并且夢想成為專業記者。

為了實現自己的記者夢，女兒特別勤奮地學習，考入了她理想中的復旦大學。她說，她喜歡讀復旦，也喜歡上海這座城市。

從復旦大學畢業后，女兒如愿以償，成為《中國新聞周刊》的記者。由于業績較為突出，5年后她被評為資深記者。2010年，她受中國新聞社的委派，擔任長駐日本記者。顯然，懂日語是她的特別優勢。在日本發生特大地震、海嘯與核輻射的巨大災難面前，女兒一直堅守在最前線，發出一系列獨家報道，因此榮獲了中國新聞社社長特別獎。

由此看來，女兒的選擇是對的，我的堅定支持也是對的。

在學業和職業發展上，父親之所以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這與父愛的獨特性密不可分。母愛往往是無條件的，而父愛往往是有條件的，父愛經常是作為一種對女孩良好行為舉止的獎勵而出現的。為了贏得這種獎勵，女兒必須努力，這推動了女兒學業和事業的進步。

道格拉斯•杜內等人通過研究發現，與父親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具有較高的教育期望，并且在自然科學、數學、語文和歷史等標準化成就測驗中比那些只與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女孩獲得更高的分數。約翰•斯納里的研究表明，具有上進心的女性，往往可以從她們在青少年時期與父親的密切關系中覓得根源。他認為，正是父親積極地參與到女兒生活當中，才促使她們有能力實現與母親的分離，并建立起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

在心理學上，父親經常被看作孩子掙脫對母親過度依戀的關鍵力量。父親是孩子走向外部世界的橋梁，父親的存在與鼓勵是孩子獨立性發展的基礎。著名女性心理學家卡羅爾•吉利根認為，男女兩性與他人的聯系方式截然不同，女性往往側重于聯系，男性往往側重于分離。父親往往鼓勵孩子的自由探索，而母親往往傾向于過度保護。作為男性，父親更傾向于鼓勵孩子的自主與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