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婧 營銷管理專家 企業文化顧問） 市場經濟是通向個人自由之路 《新世紀》-財新網11月9日報道 市場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里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也創造了輝煌的精神文明。有關市場與政府該如何分工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經濟危機使自由市場經濟面臨更多質疑，弊端在危機中放大。那么，我們應該怎樣不受限于眼前的“樹木”，而從更深層的人類文明進程中來考量市場化和商業化的發展，從而清晰地看到整個“森林”呢？陳志武教授在此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 金融危機沖擊全球以后，國內外都在對市場經濟、對商業或者說對商業文明，進行一些反思。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給我們新機會去重新認識人類，認識不同社會安排的優劣，進行價值判斷，也給我們以機會再次審視中國以及其他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今天大家對市場經濟、市場化改革、新古典經濟學或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流主張，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當然在人類歷史上，包括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這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人類社會的最后一次對市場經濟的懷疑，因為人類就是這樣的一群動物，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時一刻的事情和經歷所迷惑，把過去更長時間的經歷、從更長歷史中得出的更加經久不息的一般道理給忘記掉。 比如，關于市場與政府在經濟資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紀30年代有個兩大陣營的討論，那時期自由市場國家處于高度經濟危機中，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處于快速發展中，所以，討論來討論去，不管哪種安排在邏輯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勵上更與人性自洽，那種實際業績上的差異——盡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時間的業績比較——讓當時的世界普遍認為基于行政權力配置資源的蘇聯模式更優，更有利于經濟增長。于是，在那種基于一時沖動性的結論之下，二戰之后，從東歐到亞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歐、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蘇聯計劃經濟或者說政府管制經濟、政府擁有并經營企業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國都有國有企業，只是到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各國的國有企業都全面虧損，而且越來越嚴重的虧損，逼著人們反思政府經營經濟、管制經濟的模式。那些虧損和反思為后來的全球范圍內大規模私有化、重新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這就有了1978年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1980年后美國里根、英國撒契爾夫人的私有化，后來的俄羅斯與東歐私有化等等，對二戰之后的國有化和經濟行政化進行逆轉。當然，這次危機沖擊后，人們又看到了中國與私有市場經濟的差別表現，所以，人們就問：是不是又要對過去30年的經濟“去行政化”、對“市場化”改革進行逆轉，要“再行政化”、“再國有化”呢？ 在這個時候，我們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避免重犯二戰結束后所犯的判斷錯誤，不要又因為一時一刻的短期經歷得出一般性結論。“花別人的錢不心痛，花自己的錢才心痛”是委托代理問題出現并存在的基本人性條件。那么，如果本次金融危機或者任何市場危機都源自委托代理鏈條所必然帶來的利益扭曲的話，由政府代替市場不可能消滅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因為政府權力體系所含帶的委托代理鏈比市場主體——公司的委托代理問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解決現代市場交易鏈條太長所帶來的危機的辦法，不是由政府更多取代市場，因為包括民主法治的美國，針對政府權力體系所包含的委托代理問題的規制機制，都還遠不如規制公司中委托代理問題的機制來得可靠，后者畢竟還可以依賴廣大市場參與者的壓力來解決，更不用說在權力制衡問題還沒解決好的其他國家。 不過，今天我還是希望從另一角度來解讀市場經濟、商業發展對人類社會的貢獻，那就是，市場的發展是如何把“人”從傳統的“工具”約束、從“不自由”中解放出來的？以往，在中國的語境下討論“市場化”，我們都不知不覺地從“相對于政府權力”的角度來理解“市場化”，也就是，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市場化等于去行政化”。相對于政府權力而言的市場化，大家已經談得很多，我這里就少說。 婚姻與家的經濟和非經濟功能 在中國、在人類歷史中，由政府權力全面管制經濟畢竟歷史很短，是近現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類歷史的主旋律。也就是，從更長人類歷史看，市場化發展、商業文明首先是或者說更重要的是，相對于制約個人自由、壓制人性的傳統社會體系而言的。這是因為在現代政府權力、在現代市場主導資源配置之前，人類社會的資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權力又非市場的社團組織來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會、寺廟、社邑、社團等等。商業發展使市場成熟之后，市場不僅取代了傳統社團體系，更好地實現了人際間的利益交換，而且同時把人給解放出來。換言之，我們應該從更深層人類文明進程角度來思考市場化、商業化發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樹木。 就以我們很熟悉的“家”作為起點吧。在黃梅戲《天仙配》中，其經典對唱是“夫妻雙雙把家還”，一首男女對唱情歌。該歌流行幾十年，受到廣泛歡迎，因為它代表的是中國傳統婚姻、家庭的最高境界。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來看看中國人最向往的 “婚姻”、“家”到底包含哪些內容？對任何人的一生，沒有東西比婚姻、家庭更重要，更影響到他的人生甜酸苦辣。像人生這么根本的基石，市場化的發達或者不發達是如何對其產生影響的？我們的核心生活內涵又是怎樣受制于市場的發不發達呢？ 歌一開頭，“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綻笑顏”，為后面更為實質的內容布景。接下來，“你耕田來我織布，我挑水來你澆園”，這是勞動分工、經濟合作的概念，家是生產單位。也即，家的第一個功能是經濟生產上的互補與互助體。婚約支持下的家，使勞動分工有了信任、不違約的基礎，因為雖然任何兩個人之間都可以進行勞動分工合作，但是不一定有保證合作能順利的信任基礎，為了強化信任，兩人、兩家聯姻是一種方式，甚至是傳統社會里最主要的方式。成家是生產意義上的結盟，借此保證彼此的勞動優勢能可靠地發揮，讓產量高、產出不確定性低。 下一句，“寒窖雖破能抵風雨”。從字面上理解當然是，成了家，有了房子，就能躲雨和取暖。但，更深的意思是，家是一個相互保障的保險體系，是成員之間跨越時空的風險交易體，好像一個內部金融市場。有了這樣的無條件結盟互助，不管未來發生什么事，是刮風還是下雨，是生病、天災人禍還是年老，都不用怕！這種結盟增強了彼此抗拒風險、應對意外事件的能力，此即家的經濟風險交易功能。 “夫妻恩愛苦也甜”，這體現了家的情感交流、心理安全功能，家是一種歸屬，夫妻間的情感，精神上的相依相連，讓雙方在未來即使碰上物質與非物質的困難，也能相互安慰支持，讓苦也能變成甜。 “你我好比鴛鴦鳥，比翼雙飛在人間”。這是說，如果雙方能夠通過婚姻成家，使共同的產出最大化，在彼此之間互擔風險，讓倆人在心理與情感世界里互相關愛，那么，他們倆就能飛遍天下，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到哪里都不怕！ 也就是說，“婚姻”、“家”的生產單位功能涉及到當下有沒有足夠多的物質產出，是為了今天能更好地活下去；其風險交易功能是涉及到未來的經濟安全問題，通過“家”所建立的“寒窖”來保障未來；第三個功能涉及到人的精神、心靈、心理健康和安全。 那么，商業化、市場化發展對上述“家”的功能帶來了什么變化？“家”在如何轉型？這些轉型在解放個人還是在進一步限制個人權利？ 首先，我想強調，在過去30年，商業文明在中國慢慢地興起，“家”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單位已經或正在被解體。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兩個，一個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另一個是公司化發展。《天仙配》“夫妻雙雙把家還”的背景是農業生產，那當然是“家”作為生產單位的原始境況，一個澆水澆園，另一個耕田。那種安排下，不僅夫妻差不多每天24小時在一起，而且父母跟子女也主要在一起，吃飯、睡覺在一起，生產工作也在一起。但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離開農村、農業進入工廠和城市，從事非農。于是，“夫妻雙雙把家還”的境界越來越成為歷史。 當然，有人會說，即使進入城市、從事非農，他們也可以開雜貨店、開“夫妻店”餐館，夫妻不是照樣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嗎？只是現在的商業領域越來越公司化，連鎖店公司化，像國美、家樂福、沃爾瑪等公司已經把許多傳統雜貨店擠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麥當勞、星巴克等連鎖餐飲公司把許多“夫妻店”的空間擠掉，于是，越來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隊伍。因此，工業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產”從“家”的功能中剝離出來，傳統意義上的生產離開“家”，由市場勝任。 但是，這樣一來，對“家”有什么影響？至少，夫妻間花在一起的時間，還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時間，會發生很大變化。前面講到，按照“你挑水來我澆園”的生產方式，傳統中國夫妻不只吃飯、睡覺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如果我們做一簡單研究，對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現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時數量，看這個指標在怎樣變化。原來沒有工業化時，家作為生產單位，夫妻每天也許有20到22個小時在一起。當然，那樣可能彼此煩的機會很多，但換個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覺和關系近的程度也會很高。總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難。 而現在工業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越來越多的夫妻即使想在一起也沒辦法。在北京，絕大多數夫妻早晨六七點起來，快快吃完早點，就你到你單位、我去我公司，然后晚上八九點才回到家里。所以，我們會發現，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時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特別是過去30年在快速地下降。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國的“家”因為工業化和公司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家”作為生產單位的功能在淡化，生產單位意義上的“家”在解體。 這已經帶來很多挑戰，比如，離婚率會上升，夫妻之間的關系也許會比以前淡。從另一方面看，“家”的生產單位性質或許沒有了、少了，夫妻之間的感情也許反而比以前深了，因為原來每天24小時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現在在一起時間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樣以新的方式鞏固他們的婚姻和家庭。總之，工業化、公司化的發展在改變傳統的婚姻和家。今天的“家”已不是我們從小長大所熟悉的“家”了。 市場不發達迫使人當交易工具 “家”作為農耕時代的簡單生產單位在解體，但是，當商業規模或者商業復雜度、所需要的融資量高到一定程度時，以“家”、“家族”為基礎的商業組織還會是常態，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產單位或者使其擴張，只是所從事的生產比農業、傳統商業更復雜。 我們先看一組研究數據。2008年，**中文大學范博宏教授跟他的兩位同事做過一項研究，對象是泰國最大的150家家族企業，看這些家族企業掌門人子女和親戚的結婚對象是誰。他們收集了從1991年到2006年16年里的200個婚姻樣本，并把這些婚姻分成三類：第一是政治聯姻，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對象是**子女；第二類是商業聯姻，對象也是家族企業的子女；第三類是既沒權力因素，也沒商業目的，而是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總樣本里，33%的家族企業子女婚姻是為政治聯姻，商業聯姻發生的頻率是46.5%，這兩項加在一起，占總樣本的79.5%，將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愛情。有意思的是，當家族企業把子女婚姻對象的消息公布時，如果是愛情婚姻，那么股市對該家族企業的股票沒有反應，而如果婚姻對象是官員或者其他家族企業的子女，那么，股價會漲不少。 很明顯，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不能自由，婚姻不是愛情的結果，而是為了家族商業利益去跟其他商業財團、**家族聯姻，因為聯姻能擴大家族企業的交易機會和資源空間，降低有聯姻關系家族企業間的交易成本。實際上，股市也希望企業掌門人家族這樣做。 為什么在泰國、中國**和臺灣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子女婚姻往往成為商業手段，而在美國等社會這種現象已經很少？亞洲社會是否有其他選擇？ 答案在于市場的發達程度，更具體講，取決于市場交易的信用環境，也即市場制度架構，還有資源機會是否平等開放。如果各行業機會對誰都平等開放，商家與官權力聯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市場上陌生企業之間的交易信用不是問題，那么，商家之間就用不著通過聯姻來強化他們家族企業間的信用關系。商業聯姻、政治聯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機制還主要依賴血緣的傳統社會產物，是市場不發達的表現。 為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看看哪些行業的家族企業更傾向使用政治聯姻、商業聯姻。首先，范教授他們發現，需要得到政府審批才能進入的行業中，那些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聯姻、商業聯姻，特別是房地產與建筑業的家族企業，其子女有96%是為了商業利益去聯姻，遠高于政府管制比較少行業的關系婚姻頻率。反過來看，就是市場化程度高的行業，家族企業子女愛情婚姻的比例也高。對于中國人來說，這些不奇怪，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于這種傳統，通過婚姻關系把家族企業的利益保護起來，讓自家財產不受政府權力的威脅，而跟實力企業家族發生聯姻，可以擴大未來發展前景。婚姻因利益而發生，人成為具體的交易載體。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國，蓋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業掌門人不會要求自己的女兒去為了家族利益嫁人。西方社會以前跟這里談到的泰國和中國情況類似，但是，隨著市場契約機制的深化發展、政府管制的減少，企業家子女的婚戀就被逐步解放。發展市場交易機制、減少政府管制，不僅使交易更公平、降低陌生人間的交易成本，而且決定民營企業、家族企業的子女到底能否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市場化就是這么具體地把自由權利還給個人。 朋友說，為了家族的利益，犧牲掉自己的婚姻有什么關系？對于人一輩子的生活幸福，什么最重要、最具決定性？是婚姻，這決定你一輩子要跟誰生活、跟誰一起生子女。特別是，當婚姻是因家族利益而成時，未來幾乎沒有離婚的可能，你不能說“沒有感情了，所以要離婚”，因為當初就不是因愛情而結婚的。 當人際交易不是在市場上而是以人格化形式發生時，人就成了工具，人的價值由其工具價值決定。我們可以看看日本家族企業的傳承習慣。在中國，我們說“富不過三代”，其核心原因是接班人不好找。如果由自己的親子接班，兒子可能靠得住，但可能沒有能力，企業長不了；而如果請血緣關系外的人接管家族企業，他可以很有能力，但可能靠不住、信不過，委托代理問題可能嚴重。不過，“富不過三代”問題不只是中國有，其他社會也都有，是人的本性決定的。 我們知道，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西方社會發展出了職業經理人市場，讓家族企業創始人不用只在子女中找接班人、不用任人唯親，而是通過契約關系以及相配的法治架構，到廣泛社會去招聘，任人唯能。這樣一來，企業創始人的子女可以憑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職業，不至于除了父親企業以外沒有其他選擇，反而因父親事業的成功而失去自由。 但是，美國職業經理人市場的發展還是近代的事，在其之前，其他社會也推演出過解決企業傳承問題的變通辦法。在日本，三井集團創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寧可要女兒也不要兒子，因為有了女兒我可以挑選兒子”。他說，親子盡管可靠但可能沒能力，而有了女兒，他可選擇女婿。接著，他改革了日本家族企業的傳承方式，使兒子并不一定成為接班人，企業掌門人會在兒子和公司有能力的年輕人中間挑選一個；如果他選中的不是親生兒子，就讓女兒先嫁給被選中的年輕人，等女兒結婚一年后，再舉行儀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為三井家的養子，并且會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養子”掌門。 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學的Randall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個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戰之后哪種類型公司的業績最好？第一類公司的掌門人是企業創始人的親子，就像中國的家族企業一樣；第二類企業的掌門人是外面請來的職業經理；第三類是由“女婿養子”管理的企業。研究結果是：“女婿養子”管理的公司業績最好，其次是職業經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親子管理的公司。這些結論，或許對中國的民營家族企業有一些啟示。 在今天的日本，松下集團掌門人松下正治從血緣上不是真正松下的人，三井集團從1673年到現在有好幾個掌門人不是三井家族的，豐田汽車也是這樣。 “女婿養子”比較好地解決了企業傳承的問題，通過儀式把女婿收為養子，達到“雙保險”效果，這樣既靠得住，又是最有能力的。但是，當我跟女兒講這個故事時，她的第一個反應是：那他女兒的幸福怎么辦呢？她說，這樣做太殘忍了，不能接受，因為女兒為了家族企業的利益而被當成工具，要犧牲自己一輩子的幸福！ 當職業經理人市場不發達，或者說在市場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子女會被迫做工具用，她們的幸福被犧牲掉。 今天在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對經濟學家不滿，原因是他們認為經濟學者過于迷戀市場，說市場不是萬能的—— 市場當然不是萬能，世界上沒有萬能的東西。只是，從上面的這些具體事例和數據，我們看到，當把注意力放到具體的人類活動和傳統習俗時，方方面面的市場化細節正在把個人從各類工具用途中解放出來。所以，市場化、公司化不是壞事，恰恰相反，市場經濟給人類以自由。 金融市場具體地解放個人 上面談到，市場化、商業化發展已經在改變“家”作為生產單位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交易復雜度高因而對信用依賴度高的領域，“家”和“人”還在繼續被做工具用，所以，“家”仍然是生產單位，只是其程度在隨著市場化的深化而不斷下降。 接下來，我們討論“家”的金融交易功能的變遷，重點看外部金融市場的發展在如何改變社會結構、社會文化，主題繼續是談市場經濟給個人帶來自由，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場上。 之所以幾乎在所有傳統社會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產單位，是因為生產需要投資，一投資就涉及到價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價值節省下來、投入項目，要等到未來的某個時候才能有回報，這樣一來就涉及到跨期信用問題：怎樣讓人們能放心、愿意投資呢？其他人今后違約不認賬或者耍賴怎么辦？所以，“企業”基于什么組建、如何組建實際上是一個如何安排跨期價值配置、保障跨期價值配置的問題，而基于婚約和血緣的家、家族是一個古老又不允許有選擇的共同體，以它為基礎來實現跨期價值配置，當屬自然。 實際上，圍繞生產單位、企業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許多潛在的跨期價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種形式，還可以有許多其他種，比如像養老金、保險、借貸、證券投資等等，這些沒有涉及生產、實業投資，但卻更單純地圍繞價值、風險的跨期交易。前者是為了解決人的物質生產問題，后者是為了解決個人的未來經濟安全問題。 就以防老、養老為例，一般是人在年輕時多存錢、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賺錢后再從原來的投資中得到回報，來養老。這是非常典型的跨期價值配置需要，或者說最原始的跨期風險交易品種。前面談到，這種跨期交易的違約風險很高，投無所報的情況極容易發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說到的“家”的風險交易功能，尤其是通過養子來防老的安排，亦即，壯年生子，錢花其身，供其長大，等自己老了，也會是兒子壯年之時，兒子的回報恰好供養老用。這就是我們熟悉的人格化“養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為養老交易體系外，人類社會還發展了三種其他的交易體系，其一是基于宗教的寺廟和教會、民間社邑等；其二是我們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場，像養老基金、投資基金、人壽年金；還有就是近代出現的政府養老保障體系。 每種交易體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體系，有它建立、維系和鞏固交易信用的基礎。前面說過，基于“家”的風險交易體系之所以比較靠得住，是因為其基礎是血緣和婚姻，而血緣關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選擇的，兒子跟父母親的關系是天生的，所以，最為牢靠。更何況，通過再加以一套類似儒家“三綱五常”這樣的剛性文化體系，把每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按照名分等級固定下來，約束其行為規范，讓你動也不能動，社會結構中沒有自由流動的余地，于是，整個社會基于血緣體系的跨期價值交換，生病、養老等保障，就有相當的可靠度了，生存意義上的交易風險就不多了。 基于社團組織的跨期互助體系，也不是以明碼標價的方式進行人際跨期利益交換，其建立并維系信用、保障“回報”的基礎一般是某種具有凝聚力的東西，比如共同信仰、同鄉、同性、共同理想。基督教教會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為基礎，加上做禮拜等等有形和無形的安排，使這套體系的凝聚力極強，近兩千年不衰。而教會時常給教徒提供類金融服務，比如，在現代金融發展之前的中世紀，教會允許年壯夫婦把房產、地產先前簽約，承諾在夫婦都去世后財產的所有權給教會，但是，在他們有生之年，教會要給他們生活上、經濟上的支持，從效果上，這種安排等同于現代保險公司出售的人壽年金。 在中國歷史上，超越血緣的社會互助組織相對不發達，有較多記載的是從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助性的社邑、紅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義莊還是以血緣宗族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廣東等南方地區的“自疏女”、“姑婆屋”組織，雖然跟佛教有關系，但主要還是為十幾歲就選擇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輩子的生活保障體系，這樣，選擇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幾歲搬進“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勞動，此后所有的勞動所得都屬于姑婆屋，供養其他年長、病殘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進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來的年輕自疏女要給她們以保障。就這樣，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實現彼此間的相互支持，只是她們間的價值交換是跨時間的，姑婆屋就成了具體完成這種金融交換的社團機構，從本質上類似于“養子防老”、金融市場交易。但是，正因為中國以往超越血緣的社團組織總體不很發達，從某種意義上，相對于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社會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沒有太多可供選擇的信得過的互助體。 第三種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場，其范圍是廣大社會的人，交易產品明碼標價，其交易組織不是基于血緣，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個參與者追求顯性利潤的最大化。正因為此，它的信用支持體系很難建立，失約、違約會時常發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約法治體系的支持，亦即與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種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會保障體系，支持這種安排的信用保障體系是國家的強制力，即立法、行政與司法。正因為這種交易體系的組織不是基于血緣、共同信仰或者利潤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權力，所以，其腐敗空間和因此帶給社會的交易成本也會很高。計劃經濟、福利國家的教訓證明了這一點。 既然我們可以依賴血緣家族體系，也可以依賴基于宗教的社團組織，或者基于某種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緣社團組織，可以依賴政府權力，還可以依賴市場，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跨期價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種安排更好、更優？為什么有些安排會更糟呢？正因為每種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會文化支持，其帶來的文明性質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場的安排所帶來的是商業文明、契約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權力的人際跨期價值配置體系培養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個人權利的權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紀所經歷的那樣，基于教會的跨期利益交換體系會壓制個人自由，壓制個人信仰的選擇權利。 很多人說，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實現今天金融市場所能做的經濟安全保障，為什么還要市場化改革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問題是，通過“養子防老”人格化安排達到經濟安全，這種互助體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壓制個人自由、把人當工具而不完全當人的風俗和規范，必然要犧牲人的尊嚴。 例如，休妻。在中國，今天已經沒有合法休妻了，但是，至少從漢朝開始，以七條理由之一就可以合法地把妻子休掉，這對女士來說非常不公平。 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條就是不能生子。為什么呢？“養子防老”是依靠兒子來實現未來經濟安全，妻子必須要能生兒子，否則整個家里長輩未來的安全就無保障了。所謂“不孝有三，無子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兒子。二是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嫉妒，七惡疾。七條理由中，有五條跟“養子防老”有關。 比如，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強，那么，丈夫怎么納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實際上，當一個社會只能依賴子女來養老、避險，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兒；或者即使能生兒子，也只能生一個或者兩個，在過去的社會里嬰兒死亡率高，生一兩個兒子還是不夠安全。所以，就有了休妻的法律和傳統。 一夫多妻制在人類歷史上被絕大多數社會所采用，或許道理也在這里，因為金融市場只是到近代西方才發展起來。我最近看到一份人類學研究報告，這份研究是基于對今天還在地球上的849個不同社會的調查，這里各社會是文化意義上的而非政治意義上的社會。他們發現，其中，708個社會今天還是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社會有137個，這里面包括中國，只有4個社會正好反過來，是一妻多夫。 這種研究發現不奇怪，實際上，在一百年前，執行一夫一妻制的社會可能不到100個。在相配的金融市場沒跟上、也沒有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前，當基于宗教的超越血緣的社會互助體系也不是非常廣泛的時候，即使從愿望上要終結一夫多妻制，也很難，因為今天終結了，明天可能還要恢復。 那么，一夫多妻制首先在哪里開始終結的呢？最早以一夫一妻約束社會的是古羅馬。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紀前，其教徒可以一夫多妻。后來，羅馬帝國康斯坦丁皇帝就任后，于公元4世紀接受基督教為羅馬國教，并使羅馬城變成基督教世界的首府。隨著基督教的羅馬化，古羅馬社會的一夫一妻制也慢慢成為基督教的官方主張。羅馬教皇從那個時候開始，慢慢要求在西歐各地的基督教徒不要娶很多妻子，要爭守一夫一妻制。到公元6世紀，基督教世界基本上只容許一夫一妻。當然，在今天美國，一些地方因為摩曼教還允許一夫多妻，主要是摩曼教認為原來在《舊約全書》里并沒有說只能一夫一妻，舊版《圣經》包括一個男的娶多個妻子的故事。他們認為，之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社會只允許一夫一妻，主要是因為公元4世紀基督教被羅馬化了，他們認為這改變了基督教的初衷。 但是，退一步講，在公元4世紀基督教接受并推廣一夫一妻制后，實際上使西方社會的家庭規模越來越小，家族越來越不旺，這變相逼著西方人不能只靠血緣家族達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賴教會這個人際互助體系，這當然促進了基督教在西方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沒兒子的概率會上升，靠養子防老會日益不安。雖然人們可以依賴教會提供的經濟和精神上的互助，但是，到一定時候，人們還是會發現這不夠。這也恰恰是為什么金融市場必然要在基督教世界里發展起來，因為經過了幾百年的一夫一妻制，西方家庭逐漸縮小，教會提供的經濟安全還是不夠高。所以，現代金融在13世紀出現在西歐，或許不是巧合。 一夫多妻在中國真正結束是20世紀50年代。跟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一夫多妻歷來是中國社會的傳統。如果大家都靠子女這種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規避身老病殘的經濟風險，那你必須容許人們娶多個妻子，納多個妾，讓他們不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多個妻子可以生多個兒子，未來的經濟風險就小了，多子多福。大家比較熟悉的歷史名人中，鄭成功有8個妻妾，胡雪巖妾36個，張作霖妻妾6個，李鴻章4個。 以前，我們總喜歡用“舊社會”來形容、解釋過去社會的現象，但是，每一種過去的風俗和習慣都有它的內在原因，尤其是經濟的原因。比如，為什么有“典妻”、“租妻”的傳統？前面說到，“養子防老”體系下，一夫多妻制是一種必然結果。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錢娶多個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買賣的交易市場。我們看到，之所以有這些歷史傳統和風俗，原來是因為過去的商業文明不發達，因為金融市場的不存在或不發達。 過去的人值幾個錢？這話聽起來不舒服，因為它本身就隱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設。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會里，人的買賣交易是正常的事。王躍生教授有一本著作《十八世紀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我非常喜歡，其中有四張表，反映從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間，四種不同的女子的交易價格，童養媳、初婚少女、再嫁寡婦、被賣掉的妻子。那十年間，童養媳的平均交易價是10兩銀子，初婚女子是12兩銀子，寡婦再嫁是13到15兩，妻子被賣掉的平均價最高，是21.58兩銀子。 為什么寡婦被賣掉時反而比15到20歲左右的初婚少女的價格更高？賣妻的價格相當于初婚女子的價格兩倍，這兩倍價差從某種意義上是反映情感的溢價。在妻子被賣時，決定價格的是婆婆和丈夫，如果丈夫和婆婆對這個妻子有感情，可能不太會把妻子賣掉。所以，丈夫和婆婆在賣妻時，肯定以最高價格作為他追求的目標。對于被賣掉的妻子和被賣掉的寡婦來說，買方付價越高對她自己更不利，因為被買過去后，做對方的妻子或妾會更苦，未來的丈夫出的價越高，他今后用得會更狠。當父母讓女兒嫁出去時，彩禮談判過程中因為感情的因素，價格最大化不一定是目標，因為親生父母可能會覺得，如果要的彩禮太高，女兒嫁過去后的日子會很難過。寡婦被賣掉時，談判的往往是婆婆和死去的丈夫的兄弟，他們也會把價格談得很狠。 用子女作為交易工具以實現安全，不僅會把人變成商品，也必然給人口帶來膨脹的壓力。相反，如果金融市場很發達，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來規避身老病殘下的經濟安全了，人口增長的壓力就會低。這從一個方面說明，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場不發達的窮國人口總在不斷增長，而市場發達的國家人口增長慢，甚至負增長。 市場經濟是個人自由的基礎 中國的“家”正在轉型，其“生產單位”功能盡管還不低，但正在下降；其風險交易、跨期價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場取代。也就是說，隨著中國市場化的深化發展，商業文明正在中國社會落地、扎根，而在商業文明架構下，家的經濟交易功能在淡出，可以由市場完成的人際利益交換，就留給市場去做，市場在取代“家”的許多傳統經濟功能，但是，中國婚姻和“家”的定位正在往感情功能集中。 換言之，在以前，結婚不是或者不全是愛情的結果，而更是利益的交換，是一種經濟交易，因為在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人們為了生存難有別的選擇。但是，隨著各類市場的發展、特別是金融市場的發展，人們用不著為了身老病殘的安全保障而去跟一個不愛的人結婚，因為這些經濟需要越來越通過市場就能解決好！ 回頭看當初的五四運動，年輕知識分子呼吁自由解放。但當時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學經濟學的，更沒有了解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是實現他們要追求的理想的基礎。他們更多從價值觀念、從文化愿望角度，表達了對自由、平等、權利的呼喚，并沒有充分認識實現這些愿望的經濟制度基礎。 從我們前面的討論中看到，如果沒有金融市場替代傳統的家庭，幫助人們實現人際間的風險交易、保障未來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為風險交易體系的傳統安排就不可能被放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金融市場，即使今天“打倒孔家店”，明天還要“重建孔家店”。從長遠講，市場經濟的發展除了讓GDP增長更快、使資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貢獻是，市場經濟把個人從工具中解放出來，讓個人更有權利和尊嚴。 所以，盡管今天的環境好像對市場、對金融不利，但是，從更深層面來理解，我們會發現，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暫的。歷史上這樣的爭論反思多次了，這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商業文明、公司化、市場化不是壞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許多學者指責經濟學人，說經濟學者只顧市場、只顧經濟增長，而不在乎人文價值。我覺得我們恰恰太在乎人文價值，反而感到人類社會離不開市場經濟。 如果離開市場經濟，不管你靠儒家“三綱五常”體系，還是靠計劃經濟、國有經濟，還是以宗教教會為基礎的安全保障體系，都要求你犧牲個人、讓出你的自由空間，或是服從政治領導，或是服從宗教領導，或是服從于“三綱五常”之下的家權威，這些都是通向個人不自由之路。相對而言，市場經濟最核心的原則是個人自由選擇，不是威權壓力下的被迫接受，所以，通過市場實現互通有無的安排，個人所要做出的權利犧牲是最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