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搞的是形儒實法。也就是說，不管歷代的皇帝多么尊儒，但都是表面文章，法家的本質從來都沒有過改變。一旦有觸及到自己利益的事情發生，就會立馬顯露出法家殘暴的本質。再如，子女遵守孝道看起來是道德層面的事情，但是，中國古代卻把“不孝”列為重罪，這說明道德的力量無法對人性產生有效的約束。因此，儒家的學說是失敗的。

    管理的常識告訴我們：制定任何政策法規都需要找到一個基本的出發點——搞清楚“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據此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決定其實施的效果。而在中國古代的儒家，普遍認為“人性本善”，因此強調道德感化作用；法家則認為“人性惡”，因此強調嚴刑峻法的作用，這就是出發點不同帶來的差異。

    在毛主席時代，有國營企業，有人民公社，有免費的住房、醫療和教育，有干群之間、群眾之間基本平均的待遇。按照他的設想，百姓在獲得良好待遇后，應該知恩圖報的加倍工作。但是實際上，良好待遇帶來的工作熱情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緊接著就是低效率大鍋飯。后來，他搞“文革”，希望發動群眾來治理黨風、政風，卻意想不到的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視了“人性之惡”，毛主席太相信人民群眾了，但是，他美好的愿望在殘酷的人性面前遇到了障礙。

    到了小平時代，積極推行改革開放，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在城市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這就是針對人的本性而采取的措施，也就是“獎勤罰懶”，由此極大的激發了百姓的工作熱情，使得經濟快速發展。但是，盡管這種決策考慮了人性之私，卻也忽視了“人性之惡”。所以，他設想的“先富幫后富”，根本就無法落實；官員貪腐之風蔓延，即便對經濟領域的犯罪實施“嚴打“也無法遏制。

    很多人都在大談特談“人性管理”，這不是弱智就是腦子已經浸過水。人性本質上都是惡的，每個人都會盡最大可能地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個人付出最小化。在規劃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根據人性來制定規則，約束人們遵循公序良俗。如果沒有制度的有效約束，先富者絕對不會自覺自愿的幫助后富者，只會剝削窮人群體，侵吞窮人那本來就微薄德利益。貪腐官員禁不起也必然會前腐后繼，這就是人性之惡在無拘無束的條件下肆意膨脹的結果。

 來源：總裁網作者：姚紹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