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國銀行體系中存在著嚴重的資產負債結構扭曲和錯配現象，成為亟待妥善處置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就中央銀行而言，主要表現為資產的外幣化和負債的本幣化，存在嚴重的貨幣錯配。在過去人民幣漸進升值的背景下，以外幣計價的外匯儲備資產實際已經發生了巨額虧損。為了根本消除這些風險隱患，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創新措施，對央行資產負債結構進行重新構造，從而為我國金融體系長期穩定和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創造有利條件。
一、我國央行資產負債結構扭曲和錯配的具體表現
第一，存在嚴重的貨幣錯配。央行資產以美元計價的外匯為主，負債以人民幣為主。截至2014年底，作為央行資產主要形式的國外資產，規模高達27.86萬億元，這些都是外匯資產，用人民幣計價；而作為央行負債主要形式的儲備貨幣，規模為29.41萬億元人民幣，這些都是人民幣資產。因此，央行承擔了巨大的匯率風險。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利用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逐步形成了一個“兩頭在外”的經濟結構，積累了巨額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迫使央行被動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導致了央行資產外幣化、負債本幣化。
第二，外匯資產價值出現嚴重縮水。這是央行承擔匯率風險的直接結果。按照國際投資頭寸表，截至2014年底，我國對外儲備資產為3.84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23.50萬億元，這與央行資產負債表的國外資產27.07萬億元相比，存在3.47萬億元的缺口。這個缺口是多年來在人民幣單邊升值背景下央行被動購買外匯形成的。值得一提的是，這里外匯儲備還包括歷年對外投資收益，如果剔除這些投資收益，實際缺口一定大于3.47萬億元。當然，從不同角度將得出不同的結論。從央行投放基礎貨幣角度看，這些錢仍在國內市場中流通，并沒有消失，所以采用“歷史成本”計價有一定的道理。但從外匯市場價格波動來看，按照“市值”計價，巨額虧空也是實實在在的。
第三，基礎貨幣投放過度依賴外匯占款方式。截至2014年底，我國基礎貨幣余額為29.4萬億元，大體上和央行國外資產27.07萬億元相當。前些年，為了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央行大量發行央票回籠貨幣。最多的時候，2010年7月央票余額高達4.75萬億元，支付這些央票利息給央行帶來了很大財務壓力。最近幾年，隨著我國經常項目順差減少，央行主動償付一些對外發行債券，到2014年底，未償付央票余額已經降低到6522億元，表明央行已在調整自身資產負債結構，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第四，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長期處在高位。2014年底，我國大型存款類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20%，中小型存款類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18%，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率大約在2.3%。存款類金融機構鎖定在央行準備金存款高達22.66萬億元，央行支付準備金存款利息一年就超過了3000多億元。近年來，央行不斷創新政策工具，從回籠貨幣轉向投放流動性。2013年央行創設常備借貸工具（SLF），2014年又創設中期借貸便利（MLF）。到2014年底，央行MLF貸款余額高達6445億元。一方面，央行鎖定了商業銀行巨額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另一方面又向金融機構大量發放MLF貸款，存在明顯的矛盾。
第五，貨幣驅動經濟增長的功能趨于減弱。1990年，每驅動1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經濟增長，我國大約需要投放0.82個單位廣義貨幣（M2），2000年上升到需要投放1.39個單位M2，2014年進一步上升到需要投放1.93個單位M2，邊際效用急劇下降。從國際比較看，GDP與基礎貨幣（B）的比率大體能夠反映一國央行貨幣政策效率。2014年，我國GDP/B大約為2.23倍，美國為4.49倍，歐元區為4.66倍，說明我國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驅動能力不及美國的二分之一，也不及歐元區的二分之一。再考察一下GDP與廣義貨幣（M2或M3）的比率，2014年我國GDP/M2大約為0.52倍，美國GDP/M2為1.51倍，歐元區GDP/M3為0.97倍，說明我國廣義貨幣對經濟增長驅動作用只有美國大約三分之一，只有歐元區大約二分之一。貨幣驅動能力下降綜合反映了我國金融體系效率低下的現實，根本出路唯有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擴大開放。
二、重構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對策建議
    下一步，隨著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和外匯占款逐漸減少，央行應該順勢而為，逐漸清盤剩余央票，同時適時適度下調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保證國內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穩定的同時，采取多種創新措施，重構央行資產負債表，糾正資產負債結構扭曲和錯配，從而最終消除銀行體系的重大風險隱患。
第一，對央行資產負債表科目進行“技術性”調整，將“國外資產”實際虧損劃轉至“對政府債權”項下。這項操作并不復雜，就是央行資產負債表的“國外資產”一律按市值計價，由此造成的虧損直接劃到“對政府債權”名下。這是因為，央行行使三大經濟職能：一是“發行的銀行”；二是“銀行的銀行”；三是“政府的銀行”。顯而易見，央行的外匯儲備管理屬于“政府的銀行”職能。將央行國外資產匯兌損失劃歸到政府名下，是理所當然的。這種調整雖是“數字游戲”，但是充分體現了央行資產負債表的科學性和嚴肅性，同時也有助于維護我國央行的信用和形象。
有人也許會提出，能否在央行資產負債表的右邊單方面核銷這筆“損失”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資產負債表是資金平衡表，表中“總資產”必須與“總負債”相等，這是基本原則。左邊“負債”中的人民幣負債，已經實際流入到國內金融市場中，是不能任意“一筆勾銷”的；根據會計學基本原理，資產損失首先應沖減“股東權益”。我國央行是國有銀行，將其“國外資產”匯兌損失記作“對股東債權”，是合乎邏輯的。具體操作是，由財政部向央行定向發行國債，再用所籌資金從央行手中購買外匯儲備，人民幣資金“一出一進”，并不實際增加基礎貨幣投放。但是，因此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央行外匯資產變成了對財政部債權，即國債。此舉不僅使得長期困擾我國央行的所謂“貨幣錯配問題”迎刃而解，而且由于央行手中持有大量的國債，公開市場操作空間迅速擴大，這將徹底改變我國貨幣政策操作方式。
第二，將部分外匯儲備用于海外資源戰略性收購和增加進口，以及加大科教文衛和改善民生等領域支出。外匯儲備是一國擁有的特殊債權，主要包括：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凈流入和資本與金融項目凈流入等兩個部分。前者主要由貿易和非貿易盈余形成，屬于國家債權型外匯儲備，性質相對穩定；后者指外國直接投資（FDI）、證券投資、國際借貸等項目形成的盈余，屬于最終必須歸還的資金，只不過付息方式和還款期限有所不同，性質不穩定，而且風險較大。因此，中央銀行必須保證外匯儲備安全性和流動性。但是，目前我國外匯儲備不僅面臨價值縮水風險，還面臨投資回報率偏低的機會成本損失，得不到有效使用實際也是資源浪費。2014年，我國首次成為對外資本“凈輸出”國家，國內企業加快“走出去”是大勢所趨。加之，未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加快，繼續持有過多美元外匯儲備并非明智之舉。在充分保證國際貿易結算和應對資本外逃突發事件的前提下，可以將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用于海外資源戰略性收購，例如加大對海外石油、鐵礦石和其他重要原材料企業股權收購等。近年來，我國已經通過向商業銀行提供外匯儲備委托貸款的方式，支持企業到海外投資并購，但是目前外匯儲備的委貸規模還很小，需要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第三，大膽創新，重構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2013年以來，隨著美聯儲逐漸淡出量化寬松（QE）貨幣政策，國際資本開始從新興經濟體回流美國，導致部分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出現劇烈波動，匯率急劇貶值，全球金融危機似乎有卷土重來之勢。但是在我看來，這實際是為中國央行主動調整資產負債結構提供了難得機遇。換句話說，美聯儲對全球美元資產流動進行“一次性調節”，中國央行則可依托手中巨額外匯儲備對全球美元資產進行“二次性調節”。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央行手中“有牌可出”，政策主動性已經今非昔比了。
如何進行“二次性調節”？概括來講，就是“調節增量，盤活存量”。在增量上，把實現當期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政策目標。近年來，我國貨物貿易順差與服務貿易逆差部分抵消，經常賬戶順差縮小，資本賬戶順差也在減小，國際收支趨于平衡，這是一個可喜的變化。下一步，應適當擴大進口和服務業對外開放，包括擴大金融業開放，不必擔心短期里會出現貿易逆差或資本凈流出，因為我們擁有雄厚的外匯儲備，足以應對此類情況的發生。要通過創新外匯儲備使用方式，把“好鋼用在刀刃上”，讓外匯儲備在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應該抓住美元回流美國的戰略性機遇，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金融資產，實現我國央行資產負債結構的積極調整。具體操作如下：
一是隨著外匯占款逐漸減少，相機下調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此舉不僅可以減少央行不必要的利息支出，還可以增強央行基礎貨幣投放主動性。在目前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處于高位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向金融機構大規模地發放SLF和MLF貸款，因為這是一種重復性操作，是資源浪費。
二是采取創新手段重構央行資產負債表，即利用目前一些新興經濟體缺少美元的機會，將手中部分美元資產轉移出去，但不是簡單地借出美元，而是運用外匯“三角運作”，把人民幣“借出去”，與美元“捆綁”操作。也就是利用新興經濟體缺乏美元機會，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將部分外匯儲備轉移出去，分散風險，并以此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具體以印尼為例，分為三個操作步驟：
第一步，我國央行向印尼央行定向發放人民幣貸款，或由印尼央行向我國央行定向發行長期人民幣債券，利率比美國同期國債利率高出0.5%~1%，融資規模和利率由雙方央行協商確定，期限為10年以上。
第二步，印尼央行運用“借入”的人民幣向我國央行購買美元資產，人民幣與美元交易匯率參考外匯市場匯率，由雙方協商確定。以上兩步操作合并成一步完成，人民幣形式上“一出一進”，并不實際影響我國央行基礎貨幣供應。
第三步，印尼央行將美元賣給外匯需求者，以阻止盧比兌美元匯率急劇貶值。
上述外匯“三角運作”，看起來似乎很簡單，實際積極意義卻不可低估。印尼央行因此增強了外匯儲備實力，同時將美元短期負債調整為人民幣長期負債，足以應對金融危機和維護金融穩定，印尼會對我心存感激。我國央行資產負債結構得到優化，表現為以美元計價外匯儲備資產規模減少，減少的部分由新增人民幣債權資產所“替代”，因此長期困擾我國的貨幣“錯配”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糾正。
從短期看，人民幣匯率可能會有貶值壓力；如果我國央行從美國“調回”美元資產，只要操作得當，完全可以做到不對人民幣即期匯率產生任何干擾。近期里，由于美元從新興經濟體回流美國，實際上美國國債市場利率是下降的，換言之，美國國債、特別是長期國債價格是上升的，此時適當減持美國國債我國將得到增值收益。從中長期看，人民幣是升值的貨幣，將來印尼央行若用其他貨幣兌換成人民幣償還我國債務，無疑有利于我，我除了收回本金和利息，還會得到貨幣升值收益。
印尼央行若用人民幣直接償債，則須增加向我出口。我國用人民幣予以支付，從印尼得到能源和資源，印尼得到人民幣用于還債，我們各得其所。還有，不必擔心印尼將有償債問題，因為人民幣債券以印尼國家稅收作為擔保，將來可讓其“借新還舊”，滾動操作，借機做大人民幣海外市場規模。更重要的是，人為創造了人民幣海外需求，有利于促進人民幣國際化。而且有助于阻止新興經濟體金融動蕩向外擴散，對世界經濟復蘇和全球金融穩定都有積極意義，同時樹立我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目前，國際國內金融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國應該因勢利導，趨利避害，主動作為，充分利用當前有利時機積極調整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結構，從而消除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和拓展貨幣政策主動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