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克霍夫小姐強烈建議學校引進職業的博物館長作為她的接班人。她寫道：“博物館現在太大、太重要了，因此，不能像45年前那樣，托付給一個像我一樣的外行。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博物館的發展方向、支撐基礎以及未來與學校的關系。”


　　學校采納了科克霍夫小姐的建議，迅速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在經過一年的找尋之后，委員會提出了一位大家都認可的候選人。這位候選人本身就是學校的畢業生，擁有藝術史專業的博士學位，并且在學校博物館工作過。他的教學和管理記錄非常良好，并因此成為了一座中等規模城市的博物館館長。在那里，他將一家古老、著名但非常沉悶的博物館改變成了社區導向的、充滿活力的博物館，它的藏品被廣為宣傳，并吸引了大批的觀眾。


　　在2001年9月，新館長在萬眾期待下風光地就任了。可不到三年就不那么風光地離任了，身后留下不勝唏噓。他究竟是自動請辭還是直接被炒了魷魚，我們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勞資雙方最終是不歡而散。


　　新館長剛上任的時候，曾經宣布他把博物館看做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資源”，旨在“向學術團體和公眾提供博物館豐富的藝術和學術資源”。當他在校報的一次采訪中說這些話的時候，每個人都贊許地點頭。但很快就很清楚的是，他所指的“社會資源”與學校師生所理解的并不相同。雖然博物館一直“對公眾開放”，但實際上，都是學校的人在使用博物館，參加它的演講、展覽和頻繁的研討會。


　　新館長上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促進該地區公立學校師生到博物館參觀。他很快就開始改變展覽政策。他不是舉辦很多小型展覽，集中展示博物館的大量藏品，并且創建學術目錄，而是開始圍繞“大家普遍關心的話題”舉辦“大眾展覽”，例如“古往今來的女藝術家”。他在報紙、電臺、電視上廣為宣傳這些展覽會，尤其是在當地的學校中。不久，專門的公共汽車把學齡兒童帶到了博物館，曾經忙碌但安靜的博物館中擠滿了中小學生。藝術史系的主任是一位非常具有學者風范的老人，當他通過大廳到辦公室的時候，一群四年級的學生圍住他，用水槍向他噴水，這使他非常不高興，全體教職人員對因此產生的噪聲和混亂也極為反感。


　　漸漸地，這位新館長就不再自己籌劃展覽會了，而是從其他大博物館引進巡回展覽會，同時引入了他們的展品說明，而不是讓學校教職員撰寫文字說明。


　　顯然，學生們的熱情在最初的6～8個月后開始慢慢消退。在此期間，這位新館長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名校園英雄。博物館的課程和研討會的出勤率急劇下降，晚上講座的出勤率也一樣。當校報的編輯在博物館的一次新聞報道中采訪學生們的時候，學生們一遍又一遍地告訴他，博物館變得太嘈雜、太“轟動”，以致學生們都沒法享受課程，沒有機會去學習。


　　在2003年末的一次伊斯蘭藝術展覽使事態進一步惡化。因為博物館幾乎沒有伊斯蘭藝術品，因此，沒有人評論這個巡回展覽的展示品，它們是由有關方面按照非常優惠的條件提供的，而且還得到了一些阿拉伯國家政府非常慷慨的資金援助。接下來，在展覽會開幕式上，館長沒有邀請大學自己的教員致禮節性的歡迎辭，而是邀請駐華盛頓的某一阿拉伯國家大使館的文化專員發表演講。據說，這位專員借此機會猛烈攻擊以色列和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政策。一周之后，大學理事會決定組建一個主要由藝術史系的教師組成的顧問委員會，專門負責制定未來的展覽和課程計劃。于是，這位館長在接受校報的采訪時尖銳地抨擊學校的教員，說他們是“精英分子”，但卻很“勢利”，還批評他們信奉“藝術是屬于有錢人的”。6個月后，在2004年6月，他宣告辭職。


　　按照學校的內部規定，學校理事會要任命一個專項委員會。通常情況下，這只是一個形式。部門的負責人提交的部門提名人選，一般都會被委員會批準并得到任命。但是，在接下來的學期開始的時候，學校任命專項委員會人選的事情變得“不平常”了。主持會議的院長感受到了房間里的緊張氣氛，試圖緩和一下，便說道：“很明顯，上次我們挑選了一個不適合的人，這次我們必須好好努力。”


　　一位經濟學家立刻打斷了他。這位經濟學家以平民論而出名，他插嘴說道：“我承認，上一個館長并不是恰當的人選，但是，我堅信問題的根源并不在于他的個性。他一直努力做著自己需要做的事情，但正是這些事情讓他陷入了困境。他試圖讓我們的博物館成為社區資源，試圖讓更多的人，包括非洲裔美國人、波多黎各人、市區內學校的孩子們以及其他公眾能接觸到藝術，而這正是我們感到不愉快的原因。也許，他的方法并不是最恰當的，我承認，即使沒有他的那些訪談，我也可以做到。但是，他嘗試做的事情是正確的。我們應該致力于繼續執行他所推行的政策，否則，我們就真的像他攻擊我們的那樣，是‘勢利’的‘精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