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為這本書寫了三篇評論。他說，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講，皮克迪這本書將成為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至可以成為這10年最重要的一本。老一輩的經濟學大師索洛也力挺皮克迪，盡管皮克迪的書中對索洛的增長模型提出了不客氣的批評。當然，反對的聲音也很多。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曼昆就說，皮克迪的政策建議是出于意識形態的激情而非經濟學的邏輯。來自美國企業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庫和金融界的指責就更多了。圍繞著皮克迪的這本新作，一場思想的風暴將會襲來。 可以預料，皮克迪的新作在國內也會引發激烈的討論。思想的交鋒能夠帶來學術的進步。但是，同樣可以預料的是，由于這場討論涉及到貧富分化與收入分配、政府干預與市場秩序等敏感話題，亦有可能變成一場混戰。中國的經濟學辯論經常是“一場運動員、裁判和觀眾一起上陣的足球比賽，混戰結束，留下的只是足球場上一堆無人認領的鞋子。”如果只是偏見之間的互相批斗，不會對學術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積極的作用。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對皮克迪新作中的主要內容進行簡單的梳理，并加以自己的簡略評論，以期對參與爭鳴的各方能有所參考。 從長時段看大歷史 《21世紀的資本》最為突出的特點是搜集了大量的歷史數據，并試圖從一個非常寬廣的時間段觀察歷史的變化。更具體地講，皮克迪關注的是19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大趨勢。 先從人口的變化來看。19世紀以來出現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人口數量突然開始增加。這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影響。皮克迪講到，人口劇增是法國爆發大革命的歷史誘因之一。目睹法國人口暴增導致的政治動蕩，才促使馬爾薩斯寫出了《人口原理》，主張停止對窮人的救濟、限制窮人的過度生育。 21世紀，全球人口變化又會出現一個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規模將在達到一個峰值之后逐漸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在1950-1970年間創下了1.9%的歷史最高紀錄，然后逐漸下降，預計到2030年會降至0.4%， 到2070年會降至0.1%左右。21世紀后半葉，即從2050年到2100年，預計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為0.2%，這其中，人口的凈增長全部來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約為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為0%，歐洲和亞洲則出現負增長（分別為-0.1%和-0.2%）。 人口的變化會帶來兩個重要的影響：一是經濟增長速度會隨之放慢。二是不平等程度會隨之提高。前一個影響已是眾所周知。何以會出現后一種影響？一則，子女少，則遺產繼承更容易導致財富集中；二則，如果人口多，偏好會更多樣，社會流動性相對更強，年輕一代會和上一代更不同，機會相對更多，間接地有助于減少不平等。 再看人均產出的變化。大致來說，人均產出的變化和全球人口的變化方向一致，也會出現一個鐘型曲線。但是，和人口變化的趨勢略有不同的是：第一，人均產出的增速達到峰值的時間會晚于人口的變化。大致來說，在18世紀，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幾乎為零，到19世紀開始緩慢增加。 20世紀人均產出的增長達到高峰，這主要是因為出現了兩次趕超。第一次趕超是二戰之后，歐洲（也應該包括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甚至包括蘇聯早期的經濟增長）趕超美國；第二次是最近20多年，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趕超發達國家。如果沒有趕超，從長時段來看，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是相當平緩的。從1700到2012年間，全球人均產出的年增長速度為0.8%。 第二，人口增速會跌至零，甚至出現負增長，但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不會降到零。皮克迪認為，全球人均產出的增速在21世紀很難超過1.5%。 考慮到人口的變化和人均產出的變化，可以得出一個結論：21世紀全球產出的增長速度一定會放慢。事實上，1950-1970年是全球產出增長的一個高峰時期，年均增速為4%。1990-2012年，全球產出的增速已經滑落到3.5%，預計2030-2050年會進一步降至3%，2050-2100年則可能跌至1.5%。 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本身并不值得擔憂。皮克迪反復談到“復利”的力量，只要能夠保持正增長，假以時日，人們的生活水平仍然會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值得擔憂的是，在財富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賽跑中，經濟增長的速度將低于財富增長的速度。 皮克迪在此書中經常將資本與財富混用。他所謂的資本或財富，是指一個社會中能夠在市場上交換所有權的所有的非人力資本的資產。通俗地講，包括了土地、房產、廠房、設備、股票、債券、銀行存款、專利等等。 從長時段來看，資本或財富的構成變化較大，資本的收益率也有起有落。19世紀的時候，在英國和法國，財富的主要構成是土地和公債。當時的土地主要是農業用地，富人的財富來源主要靠到各地的農莊收租。之后，公債的規模不斷提高，比如在拿破侖戰爭期間，英國的公債規模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達到200%。19世紀尚未出現通貨膨脹，公債的利息給得又高，養活了一大批剪息票的食利階層。美國當時地廣人稀，土地價格低廉，貧富差距程度也較低。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就提到，這是美國更有民主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美國富人擁有大量的奴隸財產）。20世紀之后，資本的構成有了很大的變化。土地在財富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但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商業房產，以及工業生產中的資本品。20世紀通貨膨脹一度非常猖獗，因此購買公債不再是誘人的投資機會。發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通貨膨脹、剝削公債投資者，逐漸降低了其債務的規模。 從長時段來看，與19世紀相比，21世紀的資本構成或已今非昔比，但資本的收益率卻旗鼓相當。19世紀，地租的收益率大致在4-5%，如今，房租的收益率也與此相當。19世紀，公債的利息收入可以有3-5%，如今，股票市場的收益率應該在7-8%左右。按照皮克迪的估計，粗略而論，資本的收益率大致在4-5%左右。 因此，皮克迪的結論是：r>g，即資本的收益率（r）將會超過經濟增長率（g）。資本得到的越來越多，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 不平等的歷史 19世紀的時候，盡管缺乏詳盡的數據，但人們還是能夠直觀地感受到收入分配的變化。在《悲慘世界》《大衛·科波菲爾》《萌芽》等小說中，我們均能感受到當時的貧富落差。當時，收入分配是一流的經濟學家關心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從馬爾薩斯、李嘉圖到馬克思，無不關注貧富分化及其對社會可能帶來的巨大影響。 但是，到了20世紀后期，這一問題卻漸漸地淡出了經濟學家的視野。1954年，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以主席的身份宣讀了一篇論文，提出了流傳甚廣的“庫茲涅茨曲線”。根據庫茲涅茨的研究，從1913年到1948年，美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45-50%下降到了30-35%。庫茲涅茨據此提出了他的假說。“庫茲涅茨”曲線的形狀為倒U型：隨著經濟增長，一開始收入分配會惡化，但漸漸地就會改善。所以，不必擔心收入分配，經濟增長自己就會解決這一問題：河水會把所有的船都抬高。 皮克迪利用更長時間的數據對庫茲涅茨的研究做了推進。他發現，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1913-1948年間的確有了顯著的下降，但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之間，收入不平等趨于穩定，沒有進一步的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開始增加，到2000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已經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皮克迪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時候沒有沿用庫茲涅茨的方法，也沒有采用經濟學家慣用的基尼系數，他最關注的指標是資本/收入比，即資本（財富）與國民收入的比例。為什么呢？皮克迪認為，基尼系數將所有的不平等都籠統地歸在一起，但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努力工作的人比懶漢賺更多的錢是應該鼓勵的，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財富，甚至是繼承來的財富生息，導致的極度富裕的階層（比如，最富的1%）和廣大民眾之間的不平等。 資本（財富）是一個存量的概念，是多年積累的結果，國民收入是流量的概念，只計算一年之內一國的收入。按照皮克迪的計算，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大約為6-7倍，或者更直觀地說，歐洲的資本總量相當于6-7年創造出來的國民收入，美國為4-5倍。一戰之后，歐美的資本/收入比均開始下降。到20世紀50年代，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已經降至2-3倍之間，美國則在4倍以下，但之后又開始上升，尤其在歐洲，上升的速度更快。到2000年，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已經上升到5-6倍之間，且有可能繼續上升。按照皮克迪的估計，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收入比到21世紀末將達到6.5。 這跟收入不平等有什么關系呢？如果我們知道資本/收入比，而且又知道資本的收益率，就能知道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a=r*b，a是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r是資本收益率，b是資本/收入比）。比如，假設一國的資本相當于其國民收入的6倍，而資本收益率為5%，那么國民收入中將有30%是資本拿走的。 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又有什么問題呢？資本帶來的收入會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少部分富人的手里。富人的儲蓄率比窮人更高，富人的錢更多，投資的機會也就更多，富人可以把更多的錢留給自己的子女，他們的子女就會比窮人的子女提前起跑，把和窮人子女的距離拉得更遠。如果你是一個靠工資吃飯的人，那就慘了。你的工資增長速度應和你的勞動生產率（人均產出）同步增長，這意味著你的工資增長速度注定比經濟增長率低（經濟增長率包括兩個部分，除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還有人口的增長）。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為這本書寫了三篇評論。他說，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講，皮克迪這本書將成為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至可以成為這10年最重要的一本。老一輩的經濟學大師索洛也力挺皮克迪，盡管皮克迪的書中對索洛的增長模型提出了不客氣的批評。當然，反對的聲音也很多。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曼昆就說，皮克迪的政策建議是出于意識形態的激情而非經濟學的邏輯。來自美國企業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庫和金融界的指責就更多了。圍繞著皮克迪的這本新作，一場思想的風暴將會襲來。 可以預料，皮克迪的新作在國內也會引發激烈的討論。思想的交鋒能夠帶來學術的進步。但是，同樣可以預料的是，由于這場討論涉及到貧富分化與收入分配、政府干預與市場秩序等敏感話題，亦有可能變成一場混戰。中國的經濟學辯論經常是“一場運動員、裁判和觀眾一起上陣的足球比賽，混戰結束，留下的只是足球場上一堆無人認領的鞋子。”如果只是偏見之間的互相批斗，不會對學術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積極的作用。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對皮克迪新作中的主要內容進行簡單的梳理，并加以自己的簡略評論，以期對參與爭鳴的各方能有所參考。 從長時段看大歷史 《21世紀的資本》最為突出的特點是搜集了大量的歷史數據，并試圖從一個非常寬廣的時間段觀察歷史的變化。更具體地講，皮克迪關注的是19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大趨勢。 先從人口的變化來看。19世紀以來出現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人口數量突然開始增加。這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影響。皮克迪講到，人口劇增是法國爆發大革命的歷史誘因之一。目睹法國人口暴增導致的政治動蕩，才促使馬爾薩斯寫出了《人口原理》，主張停止對窮人的救濟、限制窮人的過度生育。 21世紀，全球人口變化又會出現一個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規模將在達到一個峰值之后逐漸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在1950-1970年間創下了1.9%的歷史最高紀錄，然后逐漸下降，預計到2030年會降至0.4%， 到2070年會降至0.1%左右。21世紀后半葉，即從2050年到2100年，預計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為0.2%，這其中，人口的凈增長全部來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約為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為0%，歐洲和亞洲則出現負增長（分別為-0.1%和-0.2%）。 人口的變化會帶來兩個重要的影響：一是經濟增長速度會隨之放慢。二是不平等程度會隨之提高。前一個影響已是眾所周知。何以會出現后一種影響？一則，子女少，則遺產繼承更容易導致財富集中；二則，如果人口多，偏好會更多樣，社會流動性相對更強，年輕一代會和上一代更不同，機會相對更多，間接地有助于減少不平等。 再看人均產出的變化。大致來說，人均產出的變化和全球人口的變化方向一致，也會出現一個鐘型曲線。但是，和人口變化的趨勢略有不同的是：第一，人均產出的增速達到峰值的時間會晚于人口的變化。大致來說，在18世紀，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幾乎為零，到19世紀開始緩慢增加。 20世紀人均產出的增長達到高峰，這主要是因為出現了兩次趕超。第一次趕超是二戰之后，歐洲（也應該包括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甚至包括蘇聯早期的經濟增長）趕超美國；第二次是最近20多年，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趕超發達國家。如果沒有趕超，從長時段來看，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是相當平緩的。從1700到2012年間，全球人均產出的年增長速度為0.8%。 第二，人口增速會跌至零，甚至出現負增長，但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不會降到零。皮克迪認為，全球人均產出的增速在21世紀很難超過1.5%。 考慮到人口的變化和人均產出的變化，可以得出一個結論：21世紀全球產出的增長速度一定會放慢。事實上，1950-1970年是全球產出增長的一個高峰時期，年均增速為4%。1990-2012年，全球產出的增速已經滑落到3.5%，預計2030-2050年會進一步降至3%，2050-2100年則可能跌至1.5%。 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本身并不值得擔憂。皮克迪反復談到“復利”的力量，只要能夠保持正增長，假以時日，人們的生活水平仍然會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值得擔憂的是，在財富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賽跑中，經濟增長的速度將低于財富增長的速度。 皮克迪在此書中經常將資本與財富混用。他所謂的資本或財富，是指一個社會中能夠在市場上交換所有權的所有的非人力資本的資產。通俗地講，包括了土地、房產、廠房、設備、股票、債券、銀行存款、專利等等。 從長時段來看，資本或財富的構成變化較大，資本的收益率也有起有落。19世紀的時候，在英國和法國，財富的主要構成是土地和公債。當時的土地主要是農業用地，富人的財富來源主要靠到各地的農莊收租。之后，公債的規模不斷提高，比如在拿破侖戰爭期間，英國的公債規模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達到200%。19世紀尚未出現通貨膨脹，公債的利息給得又高，養活了一大批剪息票的食利階層。美國當時地廣人稀，土地價格低廉，貧富差距程度也較低。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就提到，這是美國更有民主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美國富人擁有大量的奴隸財產）。20世紀之后，資本的構成有了很大的變化。土地在財富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但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商業房產，以及工業生產中的資本品。20世紀通貨膨脹一度非常猖獗，因此購買公債不再是誘人的投資機會。發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通貨膨脹、剝削公債投資者，逐漸降低了其債務的規模。 從長時段來看，與19世紀相比，21世紀的資本構成或已今非昔比，但資本的收益率卻旗鼓相當。19世紀，地租的收益率大致在4-5%，如今，房租的收益率也與此相當。19世紀，公債的利息收入可以有3-5%，如今，股票市場的收益率應該在7-8%左右。按照皮克迪的估計，粗略而論，資本的收益率大致在4-5%左右。 因此，皮克迪的結論是：r>g，即資本的收益率（r）將會超過經濟增長率（g）。資本得到的越來越多，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 不平等的歷史 19世紀的時候，盡管缺乏詳盡的數據，但人們還是能夠直觀地感受到收入分配的變化。在《悲慘世界》《大衛·科波菲爾》《萌芽》等小說中，我們均能感受到當時的貧富落差。當時，收入分配是一流的經濟學家關心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從馬爾薩斯、李嘉圖到馬克思，無不關注貧富分化及其對社會可能帶來的巨大影響。 但是，到了20世紀后期，這一問題卻漸漸地淡出了經濟學家的視野。1954年，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以主席的身份宣讀了一篇論文，提出了流傳甚廣的“庫茲涅茨曲線”。根據庫茲涅茨的研究，從1913年到1948年，美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45-50%下降到了30-35%。庫茲涅茨據此提出了他的假說。“庫茲涅茨”曲線的形狀為倒U型：隨著經濟增長，一開始收入分配會惡化，但漸漸地就會改善。所以，不必擔心收入分配，經濟增長自己就會解決這一問題：河水會把所有的船都抬高。 皮克迪利用更長時間的數據對庫茲涅茨的研究做了推進。他發現，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1913-1948年間的確有了顯著的下降，但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之間，收入不平等趨于穩定，沒有進一步的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開始增加，到2000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已經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皮克迪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時候沒有沿用庫茲涅茨的方法，也沒有采用經濟學家慣用的基尼系數，他最關注的指標是資本/收入比，即資本（財富）與國民收入的比例。為什么呢？皮克迪認為，基尼系數將所有的不平等都籠統地歸在一起，但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努力工作的人比懶漢賺更多的錢是應該鼓勵的，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財富，甚至是繼承來的財富生息，導致的極度富裕的階層（比如，最富的1%）和廣大民眾之間的不平等。 資本（財富）是一個存量的概念，是多年積累的結果，國民收入是流量的概念，只計算一年之內一國的收入。按照皮克迪的計算，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大約為6-7倍，或者更直觀地說，歐洲的資本總量相當于6-7年創造出來的國民收入，美國為4-5倍。一戰之后，歐美的資本/收入比均開始下降。到20世紀50年代，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已經降至2-3倍之間，美國則在4倍以下，但之后又開始上升，尤其在歐洲，上升的速度更快。到2000年，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已經上升到5-6倍之間，且有可能繼續上升。按照皮克迪的估計，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收入比到21世紀末將達到6.5。 這跟收入不平等有什么關系呢？如果我們知道資本/收入比，而且又知道資本的收益率，就能知道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a=r*b，a是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r是資本收益率，b是資本/收入比）。比如，假設一國的資本相當于其國民收入的6倍，而資本收益率為5%，那么國民收入中將有30%是資本拿走的。 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又有什么問題呢？資本帶來的收入會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少部分富人的手里。富人的儲蓄率比窮人更高，富人的錢更多，投資的機會也就更多，富人可以把更多的錢留給自己的子女，他們的子女就會比窮人的子女提前起跑，把和窮人子女的距離拉得更遠。如果你是一個靠工資吃飯的人，那就慘了。你的工資增長速度應和你的勞動生產率（人均產出）同步增長，這意味著你的工資增長速度注定比經濟增長率低（經濟增長率包括兩個部分，除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還有人口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