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選中國人做亞投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弊端在于，這會給亞投行帶上濃厚的中國標簽，最終可能會損害中國的利益。

亞投行一下子吸引到這么多成員國，美國想攔都攔不住，確實出乎國人的意料。我們能夠看到的各種評論都在講，中國這次出了一口氣，東風終于壓倒了西風。

且慢，亞投行連正式成立都還沒有，更談不上已經成功了。盡管開局很好，但很可能后面遇到的問題會更多。怎么融資，如何貸款，怎么評級，如何控制風險?這些技術性的問題還算相對容易，最難做到的是“正心誠意”。

為什么這樣講呢?因為我們必須首先弄清楚，亞投行是個什么性質。

我們看到的國際媒體評論大多在說，亞投行是中國挑戰美國經濟霸權的一招。中國正在崛起，力量逐漸壯大，其它國家自然要追隨中國。

且慢，美國確實有霸道蠻橫的一面，但一個小小的亞投行，就能撼動美國的經濟霸權嗎?

亞投行可能是迄今為止，中國發起倡導的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中國曾經歡呼雀躍的時刻，是1971年獲得聯合國席位，以及2001年加入WTO。這些成績都很值得慶賀，但其性質不過是中國成為一個已經存在的國際組織的正式成員。

中國現在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但在國際組織的建設方面有何建樹呢?在北京的望京地區，距離我讀研究生很近的地方，有一個國際竹藤大廈，這是國際竹藤組織的辦公室。在很長時間，國際竹藤組織是中國參與建設的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之一!

亞投行對中國對重要意義不容低估。怎么把它建成一個成功的國際經濟組織，是我們之前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挑戰。我們必須要記住，這是一個國際經濟組織，并非中國自己的金融機構。亞投行并非是中國的亞投行，而是世界的亞投行。

怎么才能把亞投行建好，重要的不是舉國熱情，而是專業精神。坊間盛傳亞投行的掌門人將是金立群，我也相信金立群先生是最佳人選，但他能不能擔任亞投行首任行長，不是我們能夠任命的，而是要靠成員國開會投票決定。

假設金立群先生順利地當選亞投行行長，加之亞投行的總部據說就在北京的金融街，那么，首席經濟學家的最佳人選就不應該是一位中國人，而應該是一位有國際聲望的專家。這并不是說中國沒有可供挑選的人選，中國有一批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經濟學家。比如，林毅夫先生連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都能做得，中國人做亞投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有何做不得的?

選中國人做亞投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弊端在于，這會給亞投行帶上濃厚的中國標簽，最終可能會損害中國的利益。很多評論者說，那些積極參與亞投行的成員國都是看中中國鼓鼓的錢袋了。這樣說有些刻薄，但也不能不防著壞賬的出現。亞投行畢竟不是個慈善機構，而是個金融機構，它的投資中自然有不少是中國的錢，我們難道不擔心這些錢最后打了水漂嗎?

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謝林曾經說過，為了增加信譽度，需要主動地放棄部分自主權，這被他稱為“綁住自己的手獲得自由”。中美當年在進行最惠國談判的時候，之所以談得那么艱難，部分原因就在于雙方不同的談判機制。

美國總統可以跟中國的總書記和總理說，我非常愿意跟中國合作，但我背后國會那幫家伙不干啊。美國看似更被動，在談判中卻得到了更多的實惠。如果亞投行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際經濟組織，對中國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保護自己的利益，會更加有用。自己不用出面，自會有一套規矩約束大家，有一幫兄弟互相監督。“為無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最高智慧。
如果這些良苦用心能夠為政策決策者體察，那么，不妨說說我心目中亞投行首席經濟學家的人選。

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亞投行首席經濟學家是保羅-羅默(Paul Romer)。羅默教授現在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執教。我推薦羅默教授的理由是：第一，他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屬于那些遲早要拿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

他對經濟增長問題情有獨鐘，而亞投行的使命就是要把國際經濟討論的中心問題拉回到經濟增長。G20峰會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信誓旦旦地講，要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但到了最后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指責，全忘記了聚到一起到底是要干什么的。中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可以驗證，經濟增長并非萬能的，但沒有經濟增長是萬萬不能的。

第二，羅默教授對基礎設施投資和城市化有獨到的研究。他在2009年的TED演講中提出了“憲章城市”(charted city)的倡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中國的經濟特區成功經驗的啟發。亞投行如果想要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已有的國際機構做得更好，必須在思路上有所創新，而羅默教授是一位極具思想獨創性的學者。

第三，羅默教授并非一位書齋里的學者，他還是一位社會活動家和企業家。2001年他創辦了一家名為Aplia的網上教育公司，2007年這家公司成功地被Cengage Learning收購。他還幾乎成功地說服了洪都拉斯政府劃出一片土地搞“憲章城市”。這么能折騰的大經濟學家，不到亞投行這樣的新生事物施展手腳，真是屈才了。

我還能想到其他幾位候選人。比如已經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他曾經在世界銀行做過首席經濟學家，對多邊金融機構的運作非常熟悉，是一位堅定的“華盛頓共識”的批評者。亞投行如果想要高調，斯蒂格利茨是一位很好的旗手，如果想要低調一些，可能斯蒂格利茨就不是那么合適了。他到哪里都會閃閃發光。

邁克-斯賓塞是另一位我能想到的候選人。他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盡管斯賓塞的學術貢獻主要是微觀經濟學，但他對經濟增長問題越來越關注，組織了很多有意思的研究。

另外，從美國財政部部長位置上退下來的鮑爾森，自己搞了個智庫。人家都是“Think tank”，他說要搞“Do tank”，以他對金融機構的熟悉程度，以及在中美兩國的人脈資源，對亞投行的發展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誰來當亞投行首席經濟學家，不過是一件“小事”。但就算是這樣一件“小事”，我們也要更加謹慎，更有長遠的眼光。亞投行要建，就要建成一個像模像樣的國際機構，要不然，還不如關起門來自己搞個國開行2號，以我們雷厲風行的作風，分分鐘搞定，哪里犯得著跟57個國家耐心而艱難地談判?希望亞投行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篳路藍縷，以啟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