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日，用英文翻譯中國經典時，遇到「君子」一詞最常見的譯法就是「紳士」（gentleman）。由此可知，這兩個詞在各自的文化傳統中都是指稱某種值得肯定的人格典型。不過，「紳士」一詞也可以廣泛指稱成年男子，所以在演講的一開頭，許多人會說：「淑女們與紳士們」。而在使用中文的人群中，很少聽說誰會公開說：「各位君子」。也許「君子」的層次更高也更為罕見，并且始終保持其理想性。
       有一位復旦大學的碩士生來臺大求學一年，說他很佩服一位心理系教授，因為這位教授一再強調：儒家要求人人都成為君子。我問這位學生：他有沒有說明一個人「為什么」要成為君子？答案是沒有。心理學與哲學的差別即在于此。心理學告訴你：如果你希望社會和諧，你就應該修養自己成為君子。哲學告訴你：如果你理解「人性」是怎么回事，你就會要求自己成為君子。換言之，在儒家看來，成為君子不是為了外在的目的（如社會和諧），而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人性（因為人性向善）。
       那么，西方人所肯定的「紳士」是一個什么樣的的概念呢？它有沒有更深刻的根源呢？
       一，紳士理想的源頭
        滿清最后一位皇帝在紫禁城出生，當時西方的船堅炮利已經震懾了中國。溥儀如果再接受傳統的中國式教育就不太合時宜了。宮廷為他找來一位英國籍教師強斯頓（Reginald Johnston）。當強斯頓同溥儀談到他將會受到何種教育時，特地描述了「紳士」的形象，其大意是：紳士是一位說他所想并且想他所說的人；他對言語能運用自如，可以精確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且具有正直的品行，保證會對自己說過的話負起責任。
「言語」在此居于關鍵地位。這是西方自古希臘以來的傳統。在古希臘，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可以在公開場合針對公眾事務表達自己的看法。雅典沒有律師階級，因此每一個公民都必須能夠在訴訟案件中為自己辯解。蘇格拉底就是著名的例子，他受人誣告，獨自面對五百多人的大審判團，公開為自己辯護的過程，相當完整地記錄在柏拉圖的對話錄《自訴》中，已成為文化史上經典的場面。
當時有一個辯士學派，專門教導修辭術，特別推崇語言的力量。其中的代表人物高爾加斯說：「語言是一股偉大的力量，它用最渺小并且最不可見的方式取得最神圣的成就；因為它甚至能夠讓恐懼止息、讓憂傷消逝，創造快樂情緒，以及增加憐憫之心。」與柏拉圖同一時代的伊索克拉特在辦學方面頗有成就，他進而認為：一個人如果口才過人、足以說服聽眾，那么他不但不會圖謀私利，反而會「選擇優美而文雅的主題，還有那些涉及共同善的事物……而且一個想要說服他人的人，并不會忽略自己的美德，反而會予以特別的關注。」
到了羅馬時代，西塞羅對于「公民」提出一個標準，實無異于紳士精神的體現。他在《論公共責任》中說：「我們生來就不是只為自己而活……大地產生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們使用而創造的，因此我們做為人，也是為了他人而誕生的，為了彼此能夠互相扶持而誕生的。因此，我們應該以大自然為導師，并透過善意的響應而對人類的共同善有所貢獻。也因此，藉由我們的技藝、努力與天賦，我們應該致力于人類社會的團結，讓它和平而和諧地傳續下去。
經過漫長的中世紀，宗教與神學并未壓抑或排除人文心靈的關懷。十四世紀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佩脫拉克把經院哲學讓人煩心的枯躁論證擱在一邊，公開陳述：「知道何謂四足動物、鳥類、魚類與蛇的本性，而不知道或甚至忽視我們自己的人性，我們誕生的目的，我們從哪里來又將往哪里去，那么你所知的有什么用呢？」西方的紳士理想至此確立了基本型態，就是要關注于修養自己以謀求共同的福祉。這種理想與宗教并無必然沖突，而是聚焦于對人性的深刻認識上。
       二，紳士與博雅教育
       十五世紀初期，維格里歐寫下第一本人文主義者論教育的著作：《論紳士的舉止與博雅教育》。其目的在塑造年輕人的品格，使其成為正直而關懷社會的成年人。他說：「因此我們認為，只要一門學問配得上一名自由人，它就算是博雅教育的一環。通過這些學問，人們會實踐或追求美德與智慧，并且身體或心靈也會因此而傾向于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這種博雅教育已經成為后代大學教育的目標之一了。
為了完整說明強斯頓在溥儀面前提出的紳士理想，最好的辦法還是引述紐曼在《大學的理念》所做的細膩而著名的描繪。所謂紳士，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幫助別人時，不會邀功。他施舍時，倒像在接受施舍。……爭論時不會口不擇言，也不會膽怯退縮；不會占人便宜，不會把人格魅力或尖銳言詞當成論證，也不會迂回地諷刺罵人。……他不會因為別人出言不遜而感到被冒犯，因為他清醒明智；他不會記得他受過的傷害，因為他專注于眼前要做的事；他不會對人心懷惡意，因為他沒有那種空閑。」
這樣的「紳士」如果用來翻譯儒家所謂的「君子」，大概相去不遠了。仔細推敲，還是集中于「言、行」二字。孔子的學生分為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深入分析，依然是「言行」二字。《易經‧系辭傳上》引述孔子的話說：「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我們閱讀中西文獻，經常覺得西方的數據在譯成今日通行的白話文之后，反而顯得沒有距離，其內容也更容易理解。如果對照紐曼對紳士的描述，與孔子的這一段話，確實會讓人產生這樣的感受。既然如此，不妨再聽幾句紐曼的說法。他說：真正的紳士「會小心地避免讓旁人感到刺耳或不安。他會避開意見的沖突、感受的糾結，不讓人覺得壓力或疑惑，也不激起憤怒。他最關心的就是讓每一個人都感覺舒適自在。」這番話在社交場合也許可以產生作用，大家表現所謂的紳士風度。但是稍加思索不免讓人困擾，因為這聽起來倒像是孔子與孟子所大力批評的「鄉愿」了。難道西方的紳士最后看起來會是一個鄉愿嗎？
       者，以比較公平的方式來說，儒家所謂的君子，是否在某些方面也會顯得類似鄉愿呢？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凡是主張「人和為貴」，要求大家互相尊重及忍讓的說法，不是都有鄉愿的嫌疑嗎？這個問題如果落實在具體的生活處境中，必須考慮兩個前提：一，如何判斷誰善誰惡，以致你可以采取明確的及正確的立場？二，如何肯定自己是對的，是站在善的一方，以致可以同惡的一方劃清界線？這兩個前提不論在中國或西方，都沒有公開而清楚的判斷的標準。這也是人生的根本困惑之一。
       不論紳士或君子，都不是順著人天生的本能就可以發展成功的。兩者都需要接受教育并進行修養，并且目標都是「修己善群」，使自己成為維護群體秩序的中堅力量，使社會因為自己而更為完善。在此，問題轉變為：是否只有少數人，因為受過教育而有責任成為紳士或君子？或者，這種人格典型是「每一個人」（不分性別與階級）都應該去向往及實踐的？
        我想，答案應該是后者：每一個人都應該成為君子或紳士。這種答案若是成立，就須進而探問：這種人人具備的責任是由何而來的？是神的命令（或可稱為「天命」），還是人性共同的要求？若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則紳士或君子的理想終究是虛而不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