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國學熱不斷升溫，各類國學書籍和國學大師撲面而來，讀者常有云山霧罩無所適從之惑。那么，究竟什么是國學？哪些內容應成為國人必備的國學常識？哪些又是阻礙中國完成現(xiàn)代文明轉型的精神包袱？國學如何與人們當下的生活經驗無縫對接而不是知行脫節(jié)？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問題。臺灣大學傅佩榮教授不但對國學有深厚造詣，對西哲之研究更是其看家本領。在訪談中，傅先生多次強調自己不是文化沙文主義者，不會宣稱國學是“世間最偉大的學問”，不會幻想中國文化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看來，今日談論國學，必須面對兩大挑戰(zhàn)：第一，如何跨越兩千多年帝王專制政體對自由思想的鉗制？第二，如何回應西方文化對理性思辨的要求？他說：“若要探討國學對人生有何啟發(fā)，首先要做的是正本清源。西方近代文化能夠展現(xiàn)活潑的生機與動力，必須推源于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回到古希臘與羅馬初期，一舉跨越一千三百多年的宗教鉗制。中國文化會面臨更大的挑戰(zhàn)，要跨越的是二千一百多年的帝王專制，回到先秦的儒家與道家。關于這個問題，學者難免各有所見，那么不妨再來營造一次諸子爭鳴的盛況。”傅佩榮先生長期以來奉行“四不一沒有”的生活模式，即“不碰政治、不上電視、不應酬、不用電腦，以及沒有手機”。他說，這樣做不是為了標榜個性，只是為了在授課之余找到更多的時間用來讀書。幸好傅先生的“四不”中沒有不接受采訪這一條，于是才有了某個深秋的傍晚在季風書園的一次愉快談話，談傳統(tǒng)與西方，談童年與母親，談女兒與電影，一種儒雅醇厚的學者形象漸次展開，打通了學問與人生的隔膜，激活了國學一詞的應有之義。

問：您從小生長在虔誠的天主教家庭，大學和博士念的都是西方哲學，但最終卻選擇了傳統(tǒng)國學研究，這種轉變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樣的契機讓您走入國學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