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告別持續5年的兩位數增長，也是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連續下滑18個季度，為改革開放以來時間最長的周期。2014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為7.4%。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除去非正常年份的最低值。到底應該如何看待當前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將如何？經濟下行這幾年的宏觀政策效果如何？2015年宏觀政策應如何走向？本期《金融街會客廳》特邀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匯豐商學院樊綱教授詳解中國經濟增長變化的邏輯，分析2015宏觀政策方向。

以下為訪談實錄
　　第一節 樊綱：中國經濟已軟著陸 緊縮政策兩年前就應逐步退出
　　
　　金融界：樊老師您好，第一個問題，您之前提到了經濟回歸常態，但宏觀政策并沒有回歸正常，您對2015年宏觀政策調整有什么期望？
　　樊綱：我們告別了過去十年中的兩次過熱，逐步實現軟著陸，準確的說應該叫經濟實現正常。這個調整過程應該是從2010年開始的。政府在繼2009年的刺激政策之后，于2010年開始實行以住房限購為標志的緊縮政策。表現在貨幣政策上是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到20%以上，利率保持在3%左右，而當時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是零利率，現在美國、日本、歐洲等各國家仍然是零利率，但我們還是3%。除此以外我們還有很多限制政策，這些政策在當時的背景下都是非常正確的，都是針對當時的經濟過熱進行的必要調整。
　　但是現在已經過了四、五年時間，經濟增長速度已經減緩下來，經濟結構也發生了調整。過去由投資帶動的產能過剩問題已經充分暴露，而住房，汽車工業都已較早恢復了正常增長。多數消費品、工業包括一些機械工業等現在也都開始恢復增長。所以說，現在經濟已基本實現軟著陸，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增長速度有點過低。當前的通貨緊縮狀態，PPI連續33個月的長期負增長，比90年代末20世紀初期的連續31個月的PPI負增長時間都要長。
　　經濟回歸正常增長，宏觀政策也應該從緊縮中回歸中性。當時我們退出刺激的政策是對的，但緊縮政策也需要適時退出，不能認為緊縮政策就是正常政策。比如說住房限購，在當時這樣做是對的，是為了抑制投資性需求，用了緊急性的行政手段，這是有點救火意味的行政手段，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說這是非正常狀態。所以現在財政緊縮和其他的很多貨幣政策就應該回歸中性。市場有自身的規則，正常情況下應該由金融機構、企業共同去均衡判斷。比如存款準備金率20%的時候，不論發行多少基礎貨幣，都有20%不能用，貨幣的周轉速度、流通速度就比較低，相對來說就要發行更多的基礎貨幣才能達到現實當中使用貨幣的量?，F在的問題就是這些非常規的政策沒有及時退出，或者也可以說，緊縮的政策持續時間過長，沒有回歸正常。
　　金融界：您認為現在已經是一個政策調整的關口了嗎？
　　樊綱：很多政策在兩年前就應該逐步退出。很多政策在不同領域都有不同的情況，需要不同的處理。2015年我認為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回歸中性，同時也不需要刺激?，F在政府做一個動作，就有人認為是要刺激經濟，其實沒有刺激經濟，是退出緊縮、回歸中性。中國經濟不需要再刺激，不需要再搞一輪過熱了，但是也不需要過緊，也不需要通貨緊縮。我們是個落后國家，經濟增長率不是越低越好，在經濟增長率過低的情況下進行結構調整，反彈起來結構更差。落后國家應該是能增長多少就增長多少，應該充分發揮我們的潛力，達到潛在增長率，那才是我們正常的增長率，這樣才能較快的縮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真正的經濟發展。
　　所以，我不認為中國經濟壓得越低越好。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穩增長，我覺得很對。穩增長的目標也不是要特別塊的增長，而是實現中國潛在增長率，要比較均衡，也不要通貨膨脹、不要過熱，但是也不要通貨緊縮，不要過冷。這樣我們各方面經濟關系更加平衡，結構調整也才能夠實現。

　　第二節 樊綱：中國經濟目前潛在增長率7%-8%是正常高增長

　　金融界：您曾經說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大概在7%到9%之間。
　　樊綱：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大概是7%-9%之間， 7%-9%也分階段。比如90年代可能是7%-8%，當時在進行國企改革，三千萬國企職工下崗，還有兩三千萬大集體小集體，這些是對生產力有影響的，要扣除。而企業改革潛力所形成的改革紅利是到2000年才爆發出來的，2000年加入WTO又進一步促進了改革紅利，所以那時候是8%-9%?，F在具體來說就是7%-8%，逐步降低到7%左右，也很好，是正常高增長，不是過熱高增長。我們過去兩位數增長都是過熱增長，不是正常增長。但是我們完全能夠實現7%-8%這樣的正常增長目標。明年要爭取消除今年的輕度通貨緊縮，PPI盡快轉為正數，這些是我們需要實現的目標。當然，像一些產能過剩的問題還要繼續清理。
　　

        第三節 樊綱：政府不要主導投資板塊 公共基礎設施是重點

　　金融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平衡三架馬車的力量，您認為未來在國內投資方面，主要是哪幾個板塊投資的比較多，重點在哪里？
　　樊綱：我認為政府不要主導哪個板塊，讓市場進行檢驗。上一個五年規劃中，政府將大量資金投在新材料、新能源等行業，結果導致大量產能過剩。所以政府應該慎之又慎，不去指定投資哪個行業，讓市場去決定。
　　但是有一個重要的比例關系需要認真思考?，F在很多人都說政府投資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刺激經濟。經濟的主要投資部分是民間投資，一方面是企業投資、一方面是住房投資，這個占到投資比重的70%-80%。我們現在有50%的儲蓄率，應該利用好這個機會，多建一些公共基礎設施。公共基礎設施是政府主導，并參與投資，因此政府要把財政支出的一部分錢用在這方面。企業的投資如果太多會造成產能過剩，而基礎設施是長期耐用公共消費品，是需要投資的。
　　另外，經濟發展需要基礎設施等公共耐用品的完善。我們和發達國家差別，主要就是中產階級的差距。中產階級的數量我們并不少，財富擁有量也相差不大，現在真正缺少的就是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分，包括環境、教育、醫療保障、衛生、公共交通、長距離的交通等都屬于這一類，像環境、花園、綠地這些都屬于公共品提供的享受。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政府的職責，是政府必須要提供的東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不能一味的批判政府投資，政府該履行的職能還是要履行，政府不履行職能了，社會增長就會出問題，社會的結構也就不平衡了。
　　過去大家批判的，主要是在2009年世界經濟危機中，政府為了應對危機所采取的刺激措施。它的根本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刺激規模過大，我們有必要認真研究為什么定那么大規模。第二，方式不對，政府的投資或者依靠稅收支出，或者是政府發一些長期公債來支撐，結果卻推出了地方融資平臺，用五年、十年的短期金融債建長期耐用消費品，這樣就出現了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問題。長期耐用消費品不是幾十年，而是應該有上百年的使用壽命，投資也應該是長期投資不可能短期內回收。
　　所以問題不在于政府要不要投資，而在于往哪里投。政府在一定程度內，適度的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從自身財力出發，適當的進行一些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在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為今后的持續發展打下基礎做好準備，這是需要的。
　　因此，在一定比例范圍內，政府的投資是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政府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作為，經濟也是會出問題的。政府不能越位，但也不能缺位，這是經濟的各種主體，各種物品、私人品、公共品結構的平衡問題，這個問題處理不好，經濟增長也不可持續。

　　第四節 樊綱：今年對外直接投資（ODI）首超外商直接投資（FDI）中國進入資本輸出時代

　　金融界：還有包括亞投行、還有金磚五國開發銀行，大部分也會投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國布局的這些對外投資，您怎么看我們國家現在的“走出去”戰略？“走出去”與消化國內過剩產能之間有多大的關系？
　　樊綱：2014年是有歷史意義的一年。雖然目前最后數據沒有出來，但可以確定，我們的對外直接投資（ODI）已經超過了外商直接投資（FDI），在歷史上來說這是第一次，中國第一次成為了凈值的對外投資的主體。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建立，是中國資本對外投資的渠道，包括“絲路基金”也是對外投資的機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確實走到了對外投資的年代，走到了資本輸出的發展階段，最基本的原因還是我們的高儲蓄率。如果這些資金都投到國內就可能產生過剩，而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說，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里，適當的投到國外，總體回報率可能更高，這符合投資的基本原理，資產組合的基本原理。所以這是一個大趨勢。
　　如果這些錢不投資到國外實體經濟，那就要換成外匯儲備，投資美國的債券，收益又低又有風險。讓個人、企業更多的參與對外投資，政府也投一部分，通過各種基金把我們的外匯儲備也逐步運用起來，這是一個好的趨勢。
　　至于解決過剩產能，和上述政策并沒有直接的關系。我們投到國外是為了利用國外的產能，不是我們把產能搬出去了，而是更多的利用當地的產能。像土地、礦山等的兼并并購，這都屬于去利用外面的產能。我們的產能當然也能出去一部分，但是出去的部分應該是我們需要淘汰的一些產業，比如說制造業的一些低端環節。我國的制造業還需要長期發展，但是要向高端發展。即使生產皮鞋襪子，也要生產高端的皮鞋襪子，低端產品非洲也能生產，而且成本更低、價格也更便宜，我們的機器設備可以輸出到非洲。只有機器設備輸出了才能實現消化過剩產能。如果機器設備沒輸出，光是資金輸出，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因為資金是流動的。
　　金融界：在這種“走出去”的過程中，您認為會有哪些風險存在？
　　樊綱：風險很多。因為這是中國人第一代真正到外面投資的，我們是從一個貧窮落后、資本緊缺的國家，逐步走到這一步。第一代剛走出去最缺的是知識，還包括人才。這個知識不僅僅是對資本、金融、產業的知識，包括對其他國家的政治、文化、歷史、宗教等一系列的要素。有的人在投資地以為搞定了政府就可以，沒想到這個地方還有其他的部落的問題，所以還要懂得部落政治，就像在美國要懂總統政治一樣。所以需要做很多的研究，補充很多的知識，這也就是為什么說我們的商學院應當更多的開闊眼界，使這種對其他國家的了解成為投資者知識結構的一部分。當然，吃虧、有風險、交學費，這都很正常。　

　
　　第五節 樊綱：中國國力發展必然會改變世界經濟格局
　　
　　金融界：您認為亞投行和還有金磚五國發展銀行等區域性銀行的成立，對當前的國際金融秩序是補充還是挑戰？
　　樊綱：首先是補充。我認為這是一個增量?，F在結構當中有缺失的地方，我們用增量去補充，原有的現狀通過增量發生了改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背景是世界的結構在改變，以前沒有新興市場國家，現在有了；以前中國經濟體量沒那么大，現在大了；以前中國沒有能力對外投資，現在有能力了，這就是對現狀的改變。其次是挑戰，現在世界上有人說，中國在改變現狀，包括關于領土的現狀改變。一個國家發展了，世界的格局自然就是改變了，不管別人怎么看這個改變，但是總會改變。
　　歷史就是這樣發展，其他國家的發展改變了他們那個時代的現狀，而現在中國發展起來就會改變現在的世界格局，這都是一個正常的過程。所以我們不必回避這件事，也不要回避是不是挑戰舊制度，我們在改變舊的結構，通過自身的增量，為世界帶來和平發展和經濟增長，而不是戰爭、不是動亂，我們可以理直氣壯的面對這件事情。
　　

         第六節 樊綱：制造業發展困境應反思政策過緊的影響
　　
　　金融界：最后一個問題，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的缺血一直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您認為是什么原因，應該如何解決？
　　樊綱：現在制造業面臨多種困難。第一，經濟在過去十年中兩次過熱，導致產能過剩嚴重。第二，市場的需求本身過低，緊縮政策使我們的需求更低了一點。但是不要夸大需求本身的事情。之前說到，我們需要解決緊縮政策問題，恢復正常增長?，F在互聯網經濟，包括電商的發展，雙十一的巨量銷售，銷售的都是制造業生產的東西，而且現在不僅僅是往大城市銷售，三四五線城市也被納入到銷售圈里，這就從根本上推動了制造業的發展。
　　第三，由于政策過緊，包括資金本身過緊導致的融資難。有一些企業確實面臨融資難的問題，正常融資被打斷了。有些屬于以前投資過剩，經濟產能過剩的問題。還有一種自身發展很好，只是短期周轉出現問題，這樣的企業有訂單卻沒有資金，就是因為資金過緊，增量不足產生的問題。所以這是一個現象，這也是軟著陸過程當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企業都是自己調整過程當中遇到的問題，包括經濟周期遇到的高峰和低谷，但是政府也要思考，是不是政策過緊導致了資金過緊的問題。
   金融界：謝謝樊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