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論斷，今天的中國正處在“歷史的三峽”中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如果一切順利，預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將完成從鴉片戰爭之后開始的現代化轉型，即從帝制走向民治。這場轉型注定不會順利，唐先生稱之為“驚濤駭浪之大轉型”，“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就是說，從此刻算起，中國要走出“歷史的三峽”至少還有30年。


　　有趣的是，在經歷了一次次否定之否定后，過去的 30年再一次強有力地表明，無論遭遇怎樣的磨難和毀滅，中華文明的再生能力非地球上任何一種文明可比。但毋庸諱言，在經濟的崛起之后，眼下的中國正處于普遍的焦慮、壓抑、失衡和迷茫之中。一邊是社會的財富從未像今天這樣積累之富，人們的選擇從未像今天之自由，另一邊是除了極少數人，人們又普遍缺乏安全感，身份的焦慮無處不在，對現實的不滿司空見慣。


　　值此焦慮紛紜之刻，對中國走勢的叩問必然涌上心頭，但靜下心來，對于中國能否擺脫文化的宿命，順利走出“歷史的三峽”，活在當下的人們卻不宜感情用事，不妨作一番理性的推理。財經作家吳曉波的新作《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就是這樣一種嘗試。在這本書里，吳曉波梳理并片斷式地研究了中國歷史上若干次經濟制度的變革，從春秋時代的管仲開始追溯，近及剛剛過去不久的朱镕基時代，顯然，他試圖從經濟史中發現中國演進的某些邏輯和規律，以解答人們在現實中常常遭遇的困境。


　　某種程度上，吳曉波的努力提供了一個視角，即從經濟史的角度切入，探尋塑造這個國家的力量，勾勒出這個國家運行的一些基本特征，從而進一步關照現實，為人們應對新的變革能夠從歷史中汲取一些營養。事實上，任何研究者都無法給出清晰的答案，歷史從來充滿了意外和偶然，但吳曉波至少深深感到了中國的不同，一方面，“統一是一個宿命般的、帶有終極意義的中國文化”，因此“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但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有可能因此而陷入“歷史的閉環邏輯”感到擔心，希望在中國下一個時間窗口能有制度上的真變革。


　　總體而言，本書并沒有大膽的論斷，也沒有預設立場，表述也因為課題的復雜性而顯得克制而平靜，它更多是把讀者用比較便捷的方式送進歷史的時光隧道，然后與讀者一起重溫歷史的事實，共同去辨析歷史變革背后的脈絡和關隘，或者在歷史與現實的不經意對照中，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實。正如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諾德所說，歷史不存在“單一的真相”，當我們試圖俯瞰中國這條在人類文明的舞臺上流淌、匯集、奔騰了兩千多年的大河時，要想穿越歷史的浮云又談何容易。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梳理和研究不失為是一次別開生面的嘗試。（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