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個正直誠實的記者，很難很難――值《凌志軍文集》之際說說凌志軍 給凌志軍的北京家里打電話，凌夫人趙曉東說，“凌志軍的聲音會很弱，他不是故意的，請你見諒，因為他的聲音響不起來。”電話這端，我的眼淚差點掉下來。 一凌志軍成名是十年前的《交鋒》。1998年初的中國，正處在風雨飄搖的重大時刻。在上一年，美國金融家索羅斯發動對泰銖的襲擊，東南亞各國連續著火，誘發亞洲金融風暴，中國經濟面臨嚴峻考驗。年初，朱容基升任總理，他提出力保人民幣不貶值，并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從此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涉及20萬家企業的產權私人化，一時姓“公”姓“私”的爭論卷土重來，朱容基面臨空前壓力。他在年初的兩會上慷慨坦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盡管明眼人都知道，這場產權改革勢在必行，但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仍然需要正本清源。便是在這樣的敏感時刻，《人民日報》的兩位評論員馬立誠、凌志軍出版了《交鋒》。他們將發生在1997年的大爭論看成是繼1978年、1992年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并斷定“三次解放貫穿一條反左主線”。《交鋒》一出，洛陽紙貴，成為當年度最暢銷的時政圖書，正版及盜版書鋪遍市井街巷。它為主政者提供了改革的歷史邏輯和理論依據，使得爭論很快被壓抑下去。在我的記憶中，建國之后，中國記者在重大歷史時刻對國家命運的整體思考，以此為影響最大。這本書讓45歲的凌志軍走上了時政作家的道路。其后出版的《呼喊》、《變化》、《沉浮》等書，無一不是暢銷一時。 二凌志軍的眾多著作均為嘔血之作，幾乎部部可圈可點。他本人對《變化》一書最為得意。此書是1990年到2002年的“中國實錄”，時間跨度從鄧小平南巡前的中國到加入WTO之后的中國，儼然是一個輪回中的大跌蕩，他的此次寫作已經具備了大歷史觀的格局。他說，“單說技巧，我想最為灑脫開放，也能代表我的寫作追求的，應當是《變化》······我對塞滿主流報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話連篇、完全沒有獨立精神的文章，不能接受，想要另辟新途，所以這些文字的品格與流行的時政文章截然不同。”在我個人，最喜歡的是《歷史不再徘徊》和《沉浮》。《歷史不再徘徊》是一本關于人民公社的專著，出版于1996年。人民公社是一個世界性的研究課題，在當今史家中，西方學者以哈佛大學的麥克法夸爾研究最深，國內則以凌志軍和羅平漢（他寫了《農村人民公社史》）的創作最為細致和深刻。凌志軍將人民公社的試驗視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大同理想”的一次“總失敗的記錄”，其筆意凌厲，動人心魄。在書中，他用大量的事實，對大寨經驗和陳永貴進行了徹底的拋棄，在當時的時政環境中已是十分勇敢。凌志軍自述為此書耗時七年，“終于完成那個下午，我離開都市的喧囂，來到城郊一處荒野的山坡，盤腿坐在一棵老松樹下，品味著擺脫壓抑的喜悅，心里有某種激情沸騰起來。那一天天空特別清澈，陽光漸漸柔和，從背后照過來，經過我面前的草地伸向遠方。我能夠看到天地之間的那條線，一條金色的地平線，發出迷人的色彩。我感覺到未來之路清晰可見，伸出手去可以觸摸。”每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讀到這里都會心有戚戚。他的《沉浮》一書，是1989年到1997年的“中國經濟改革備忘錄”，在圖書界的名聲不如其他作品，但是在我看來，它的史料價值以及對凌志軍的思想研究卻是十分的珍貴。甚至，這是職業記者的一部教科書。《沉浮》在體例上采用的是十分怪異的筆記體。凌志軍從1989年1月起，每個月都對當月的時政事件進行記錄和評論，其字數從2000字到5000字不等，這些文字在寫的時候并沒有想到要出版，只是作為私下的手記。他說，“在旁人看來，，一個記者，沒完沒了地寫些不為發表的東西，是一件奇怪的事。其實，也不怪。中國人心里所說和嘴上所說的，有著很大的距離；私下所說和公開所說，又有著很大的距離；公開所說和報紙上可以發表的文字，還有很大的距離。記者提筆為文，總須把這三個距離加在一起，結果就免不了被人指為不能如實做人作文。這是我們國家不少記者憋在心里的一個苦衷。”于是，凌志軍用每月寫作“私人備忘”的方式，來捍衛職業記者的操守和尊嚴。我在寫作《激蕩三十年》時，曾經把《沉浮》翻爛，這是我引用最多的圖書之一。我常常驚訝于凌志軍在急就章式的寫作中，所展現出來的、通透的歷史觀和時政判斷力。他在1989年初就表現出了強烈的不祥之感，在1992年1月的《元旦獻詞》中嗅出了微妙的政治變動，在1997年9月的“十五大”召開期間，就對第三次思想解放有了明確的判斷，這些文字在日后讀來有強大的力量，讓人感覺到這是一個有歷史坐標感和獨立價值觀的作者。 三在完成了數部暢銷一時的時政著作后，凌志軍轉入商業寫作領域，相繼出版了《追隨智慧》、《成長》、《聯想風云》和《中國的新革命》，其中后面兩部不出意外地成了當今財經寫作的標桿。《聯想風云》是一部得到聯想公司授權的正史類作品，凌志軍因此得閱眾多聯想檔案，而付出的代價則是，他必須與被采訪者達成某種妥協式的默契。這種“兩難”是所有公司史創作的一個無法繞開的“陷阱”。凌志軍穿越其間，提供了可貴的經驗，他實現了忠實記錄歷史的目的，同時也沒有讓被采訪者陷入尷尬。柳傳志在寫給他的信中說，“從當初邀請你來公司看一看，到現在這部作品的出臺，你負責的工作態度和認真的工作精神，給我以及其他聯想的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當初承諾的，你在書中對一些人和事所做出的結論，我們不會也不應該給予更多評價。”我常常將這段文字發給有志于企業史創作的作者們，并視之為寫作者與企業家在創作立場上的一個“標準答案”。 在我看來，《聯想風云》是迄今國內寫作最成熟的公司史，堪稱經典，其考據之詳盡，論述之細微，格局之龐大，沒有別的作品比得上。很多公司史的書籍過了兩三年就不能再讀，而《聯想風云》卻是所有研究聯想者無法繞過去的作品。《中國的新革命》是凌志軍以中關村為關注點，描述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一部作品。為此，他花費了三年的時間，采訪了三百多個人物，曾五易其稿，在最終出版的時候，將最初的120萬字，壓縮到成書的45萬字。在初讀此書的時候，我曾經很激動地在博客中這樣寫道：“在中國做記者或財經寫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樣，首選是凌志軍。這是一個肯下死力的人－－我從來對這樣的人充滿敬意，資料工作做的很細，而且邊記邊思，有自成體系的思維邏輯。他的《沉浮》和《變化》是兩本很奇特的書，對上世紀90年代的細微觀察和評論，我沒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他新出的《中國的新革命》寫的是中關村，關于這個主題之前有數人寫過，凌志軍此次出手，顯然遙遙凌駕眾人之上。他研究了眾多的材料，訪問了大量的當事人，對中關村的26年歷史做了目擊式的紀錄。這真是一部讓人致敬的作品。”也是在這部書出版的時候，傳出凌志軍身體不佳的消息，就在書稿殺青后不久的兩個月前，他檢查出患上了腦瘤。 四凌志軍的文字可謂“信史”。我在新華社曾經服務多年，深知在《人民日報》以及新華社這些機構工作，或受種種官方思維羈絆，但是在職業訓練上卻是十分嚴格，在寫作上，講究字字都有出處，基本喪失了“虛構的功能”。當代很多重要的時政作家、思想家，如李慎之、吳象、李普、胡績偉、蕭乾、楊繼繩等多出自這兩個機構。他們被稱為“兩頭清”――年輕時清醒地參加革命，離休后清醒地支持變革。與上述諸公相比，凌志軍已屬晚輩，不過，因為閱歷的不同，他在品格上具有更強的獨立性。凌志軍出生在一個家境不錯的家庭，父親十八歲投奔，解放后常年在報社工作，他回憶說，父親性格開朗，每天總是笑聲朗朗，但是后來笑聲卻漸漸少了，終日沉默寡言，總把雙眉緊鎖，身體越發消瘦，人家都說“人到中年瘦是福”，但我知道他的變化與“福”無關。凌志軍本人自幼“崇尚技術，輕視文史”，文革開始后，被迫中斷學業，少年離家，先在農村做一電工，后來參軍，白天練習射擊刺殺投擲手榴彈，腰酸背痛胳膊紅腫，晚上卻又不敢早睡，蒙在被子里打開手電筒學習數理化和英文。1978年夏天，凌志軍被調回北京，到新華社當記者，那天清晨他沖進家里，告訴父親“子承父業”的消息，以為他會高興，不料他了無笑容，仍然沉默。7年后，父親罹患癌癥，彌留之際用枯槁如柴的右手拉住他的衣角，說，“做正直誠實的記者，很難······很難。你能······能嗎？”透過這些細節，我們能夠更深切地觸摸到凌志軍的精神世界，了解到為什么會有今天這個凌志軍，他已不為任何利益集團的誘惑所動，言已所能言，寫己所愿寫。凌志軍式作家的出現，為中國當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近當代中國史的研究迄今還是一個帶有很強空白特征的學術領域。即便是費正清耗費二十年編著而成的《劍橋中國史》仍是由多人創作、以主題為板塊的整合之作。美國學者史景遷的中國研究非常出名，他的《追尋現代中國》、《天安門》等書各有千秋，法國學者瑪麗·白吉爾對近當代上海及民國政治的研究也讓人嘆服，不過，他們還沒有發愿去完成一部嚴謹的通史類作品。其他如徐中約、黃仁宇等華裔學者的著作，論及當代中國，仍有語焉不詳、隔靴搔癢的地方。在國內，如當年梁啟超、胡適及錢穆那種視野開闊、筆力雄健、善言敢斷的史家已久不得見。凌志軍的寫作繼承了獨立、自由的精神，并且在多年的積累中，形成了眾多知識模塊，他在時政史、商業史和思想史上的努力已燦然結果，若身體康健，假以時日，其前途遠大讓人憧憬。我最近一次給凌志軍打電話，是想請他寫一本書。2009年是建國60年的“大慶之年”，圖書界實在需要一部具有時空縱深感和強大文本力量的作品，我舉目國內，總覺得凌志軍是最適合的人選。凌志軍說，早在六年前，他就已經在構思類似一本書了，可惜現在因身體的原因，已難按時完成。趙曉東告訴我，經過一年多的治療，凌志軍的腦瘤奇跡般地消失了，不過他身體還是很虛弱，需要長時間的休養。這是我近段時間聽到的最好的消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