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此時此刻，太陽都將如約升起，初夏的空氣中升騰起焦灼而驕傲的氣息，城市里所有匆忙的人們都暫停腳步，紀念自己的青春。
    九十六年來，每年的此時此刻，我們都一起回望。
    作為最普通的國之一民，算來，我已經度過了三十多個青年節。
    第一次有資格過五四節的時候，仿佛沐浴一場成人禮，有特別的神圣感，那些遙遠而高岸的名字像一面面旗幟在遠方飄揚。在后來的很多年里，那是一次次神秘的眺望，它與理想、犧牲、國家利益等同在一起，成為生命中最激越的那一個時刻。
    后來，我開始了解那一場運動的每一個細節，熟悉每一個偉大名字的生命歷程。我突然發現，他們也是矛盾的、焦慮的。他們也是一群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更多的是中學生和小學生。就如同所有的青春都沒有藍圖一樣，那些絕然的行動背后飄蕩著同樣龐大的困惑。而這些困惑并沒有在一場運動后煙消云散，反而，它們纏繞了這些人的一生，甚至直到今天仍是這個國家最迫切的成長命題。
    再后來，我在廣場之外去尋找那一天的中國。我發覺，那一場學生運動其實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全民運動，全國22個省的150多個城市舉行了罷工罷市運動，如果沒有商人、軍人和工人們的支持，它將不可能產生如此爆炸性的影響。
    再再后來，我在中國之外去尋找那一天的坐標。我看到，同樣是在1919年的亞洲，另一個飽受屈辱的文明古國印度也發生了一場偉大的運動，一個叫甘地的律師發動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以一種更溫和，卻同樣堅定的方式喚醒了自己的國家。
    二十多年來，“五四”在我的心目中，反復重現、印證、顛覆和重構。而我的這種體驗，可能發生在過去九十六年中所有的中國青年身上。1919年的5月4日，就像一列燈火輝煌的火車，在暗夜中一閃而過，給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暈眩感，從彼往后，它變成了一個充滿懸念的使命。
    此時此刻，我開始猜想，如果九十六年前的那個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國，他會有怎樣的發現和感慨。他會看到什么在進步？什么在停滯？什么在倒退？什么變得不可思議？什么變得面目全非？他會相信什么，還是一如往昔的懷疑一切？
    我繼而猜想，什么是青年？
    這個問題聽上去很可笑。不過，就在今天，我不由自主地問自己。青年是一個生理名詞，還是心理名詞？青年是一個特指的族群，還是指國家的某種氣質？
    幾乎在所有國家的中心廣場上，紀念碑的塑像都是由青年擔當著主角，他們往往目光如火，縱身向前，呈現出呼嘯吶喊的身姿。可是，這就是國家成長的全部內涵所在嗎？如果說，青年將拯救我們的國家，那么，誰來拯救青年？
    這個國家的青年，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是十分驕傲的，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非我族類，雖遠必誅。可是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慘敗，突然發覺自己成了東亞病夫，那種焦慮和狂躁是可以想見的，于是呼嘯革命成了集體的選擇。
    覺醒是一個痛快而痛苦的過程，因為夢想不再，而覺醒的方式和道路卻是模糊和多樣化的。一直到今天，中國的現代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在這個意義上，今日之青年所面臨的中國命題，與1919年相比，仍有很大的連續性和相似性。
    進步在于，九十六年后，我們不再把革命與現代化混為一談，我們更加相信建設的力量，開始學習理性和妥協。
    中國百年歷史，其實就是關于革命與改良的選擇。讓人高興的是，在剛剛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改革開放的經驗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騰飛完全可以不經由社會和政治革命的途徑來完成，在三十多年的和平崛起中，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沒有發生饑荒、國家分裂和民族對立，絕大多數的民眾是這場改革的獲益者，漸進式的思想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共識，這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未來三十年、六十年乃至九十年，我們需要證明的是，這種漸進式的變革路徑和模式有可能給更大范圍的、更為縱深的中國社會變革帶來新的可能性。
    每年的此時此刻，我們以紀念的方式，讓自己不要失去憤怒、懷疑和前進的破壞力。但是，如果我們仍然僅僅只會憤怒、懷疑和破壞，而不嘗試著去學習妥協、相信和建設，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九十六年前的自己？
    我想起四十多年前的1969年，那是共和國最混亂和迷茫的時期，文攻武衛，舉國狂噪。21歲的北京地下詩人郭路生寫下了《相信未來》：“當珠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我頑固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十年后的1979年，另一個叫北島的青年遙相呼應，寫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這就是青年的力量。這就是正在進步的理性力量。
    這是極端的九十六年，這也是短促的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中，每一場青春，最終都流離失所，充滿了種種的挫敗感。
    然而，九十六年間，在這個地球上，惟一生生不息的，正是野草和青年人無盡的夢想。